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9639(2004)06-0048-09 一 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建立，当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0年5月，当时的政务院 教育部颁布了《高等学校文法两院课程草案》，规定在中文系讲授“五四”后的新文学 史。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史课便成了各高等学校中文系的一门基础课，此当视为这一学 科的创建之始，至今已半个多世纪了。自有了现代文学学科后，它的发展经历了曲折的 历程，大体上又可分为建构(1949～1966)、解构(1966～1999)和重构(2000～)3个段落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和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则在1949年之前便已经开始。 “历史”这个概念含有两种涵义。本文所谈的“历史”，指的是后人用文字记录的“ 历史”，也就是“历史著作”、“历史书写”(注：为了区别“历史”的两种内涵，我 把已经发生过的历史称为“实史”(即“历史本体”)，把后人对过去的“实史”的记载 称为“编史”(即“历史书写”)。参见拙作《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的“势大于人”》， 《东方文化》2002年第5期。)。这种“历史”是一种主观的精神产品。从1917年开始的 文学革命，创造了中国的新文学，大概过了10多年，即进入1930年代后，才有可能回过 头去回顾并总结这一段开创中国新文学的过程。代表这一次总结新文学历史之举的，是 1935年起出版的《中国新文学大系》。这套《大系》聘请了最著名的新文学的创造者， 编选各文学部门的有代表性的作品，并用长篇导言的形式，对各部门都做了总结；又由 蔡元培写了总序。从各个方面来看，这套《大系》都是权威性的，但它是由创造历史的 当事人来写自己如何创造历史的，不可避免地带着他们强烈的主观色彩。这种我写我的 “自述”、“自评”式的历史会有某种优势，多一点“现场感”和亲历者的感受，有其 真切性。但其主观性的局限随着时间的流逝已经渐渐地显露出来了。就在这部《大系》 建立自己对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史的权威解释之时，现代文学已经进入了第二个十年。这 时文坛上发生的论战，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其猛烈的程度，都超过了第一个十年，而 这些争论又无不牵涉到对新文学发展历史的看法。作为新生事物的左翼文学(无产阶级 文学)，为了反驳各种否定论，就必须尽力地证明自己的合法性、必然性。许多左翼作 家都对这一段的文学史做出了自己的解释，其中以鲁迅、瞿秋白等的言论影响为大。由 于“身在此山中”，尤其在阶级斗争很激烈的条件下，这种“自述”、“自辩”式的言 论便不可能是很客观的。到了第三个十年，即1940年代，中共已经在敌后根据地建立了 自己的政权，有可能来对中国的文化革命进行理论的总结。这就有了毛泽东的一系列关 于文化问题的言论，如《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等。尤其是 《新民主主义论》，以高屋建瓴之势，系统总结鸦片战争后的中国文化运动，连历史的 分期也很细致地做了描述。此后，所有研究中国革命史和现代文学史的人，都无法不受 毛泽东的影响。1949年后，毛泽东的观点更成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惟一的指针，而毛泽东 是从政治革命的要求来总结历史的，所以他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已经是无产阶级思想所 领导的，以后中共对文化运动的领导不断加强，新文化中的“社会主义因素”也就越发 增多。他要论证的就是中共对民主革命的文化运动的领导权。 以上是三次大的对现代文学的历史回望和总结：1930年代对“五四”新文学的诞生的 回顾；同时期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论证；1940年代对包括文学在内的文化运动的全面总结 。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对历史资料的积累和发掘，但主要的成果是提供对现代文学历史 发展的认识，所留下的主要是评价性的精神产品。这些产品有的是“自述”，有的是根 据政治的需要。1949年后，建立中国现代文学的新学科，这时的建构并非白手起家，凭 空而起，而是在以上的特定条件下，在前人做了这么多准备、提供了这么多认识成果的 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基础建立了比较高的起点，对后来的建构有其价值，但是这些主观 的认识和主观选择的资料，毕竟有许多局限性。这时有两种可能：或是后人自主地对这 一基础进行检验、选择、批判，使之便利地超越前人；或是它变成了个大框框，后来人 都往里跳，都被框在了里面。 建国之初，参与建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人，是否清醒地认识到自己面对的历史条件， 具有运用这些条件去超越前人的意识呢?那时新政权刚建立，需要在舆论上说明其必然 性和正义性。建国初期理论界立即着手的，并不是为前朝修史，以总结其失败覆灭的教 训，而是迅速地为新朝建史，以宣传其取胜的必然性和正义性。为了让更多的人，特别 是当时对中共尚较陌生的新解放区的群众，了解中共领导的革命，此举在当时就是很有 必要的。1951年出版的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就是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著 作。当时从解放区出来的理论工作者，很多人在做这一工作。1950年5月，廖盖隆的《 新中国是怎样诞生的》面世(上海海燕书店出版)，到1952年印了13版，发行7万5千册。 此书曾被教育部和出版总署选为高中二年级的代用课本。1951年1月，廖先生又将此书 删节后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简史》之名出版。该书《初版后记》说：“中国人民伟大 的革命战争已经得到胜利，新中国已经诞生，但这个革命是怎样胜利的呢?新中国是怎 样诞生的呢?这是许多人，特别是新解放地区的许多年青朋友们所需要知道的。这本小 书，就是为了企图回答这个问题而写作的。”[1](P228)当时这类著作还有何干之的《 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高教出版社1954年出版)、叶蠖生的《人民的胜利》(工人出版 社1956年出版)等，都是应运而生的同类著作。何干之的《讲义》成为建国初期较流行 的大学中国革命史课程的教材。 由于新文学与中共的密切关系，它的历史也具有帮助群众了解中共的业绩的可能。当 时，教育部所规定的中国新文学史课程的教学目的就是“了解新文学运动与新民主主义 革命的关系”，要求让学生了解“新文学不是‘白话文学’‘国语文学’‘人的文学’ ‘平民的文学’等等”，“新文学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学”，即“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 、“统一战线”的，以“大众化(为工农兵)”为方向的、“新现实主义”(即“社会主 义现实主义”)的[2]，等等。在这种特定的情势下，文学史家的任务，与其说是整理历 史、总结历史经验，毋宁说是运用历史事实，以宣传群众，教育群众。对他们来说，重 要的不是写出“历史是什么样的”，重要的是写出“为什么历史一定是这样的”，以此 参加对于胜利者必然胜利的宣传，实现编史设课的目的。一句话，这不是可以客观地、 冷静地来回顾、反思的时候，也不是可以用纯学术的态度来研究文学的时候。这时需要 热烈的激情，像站在新解放区的街道上的宣传队员，在秧歌锣鼓的伴奏下，用最炽热的 赞语，来歌颂新文学在中共领导下“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荣历程。这就决定了参与建 构者充满主观激情，不可能十分客观地来总结历史经验。正如当时建构者中成就最杰出 的王瑶先生后来说的，他的那部建国后首创的现代文学史著——《中国新文学史稿》， “撰于民主革命获得完全胜利之际，作者沉浸于当时的欢乐气氛中，写作中自然也表现 了一个普通的文艺学徒在那时的观点。譬如对于解放区作品的尽情歌颂，以及对于国统 区某些政治态度比较暧昧的作者的谴责”[3](P782～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