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 刘勇强 如果古代文学研究有可能创新的话，我以为，不断探索和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与叙述线索应该是努力的方向之一。 不管我们是否承认，文学史的叙述实际上都是以名著为坐标建构的。也正因为如此，自上个世纪80年代“重写文学史”成为一种潮流时，名著在文学史研究中的作用首当其冲地受到了质疑。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陈平原先生提出的“消解大家”（见陈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卷后语”）和郭英德先生提出的“悬置名著”（见《文学评论》1999年第2期）。 “消解大家”的目的是为了“注重进程”；“悬置名著”的目的则是为了打破传统的英雄史观和等级思想，摆脱观念的束缚和先验的模式，直接面对明清时期活生生的小说史现象。作为文学史的叙述策略，这两种主张都自有其合理性与积极价值。不过，“大家”和“名著”是否必然会妨碍进程的描述与视野的展开呢？我们又真的可以完全摆脱“大家”和“名著”在文学史建构中的作用吗？ 我曾在《文学没有“史”》一文中讨论过中国古代文论中有关“第一”的说法，如“古今诗人，推思王及《古诗》为第一”。“义山佳处不可思议，实为唐人之冠”之类。在我看来，那些感性色彩很强的判断，体现的就是一种文学史观。因为确立了某某作品为第一，随之而来的就是它前后左右的安排布置，文学史也就自然形成了。我们可以对某种定位提出质疑，但却无法抛弃定位本身或隐或显地存在。否则，文学史的叙述就既无可能，也没有意义了。事实上，也确实不断有人挑战文学史的价值，而文学史并未因此消失。 既然文学史无法否定，文学史的建立又必然依托大家、名著的定位作用。所以，“消解”之后也许可以“重组”，“悬置”久了也不妨“复位”。不言而喻，所谓重组与复位不是旧坐标体系的回归，而是在新的研究基础上的再建。在我的理解当中，文学史研究在某种意义上就是通过大家和名著的不断发现与诠释，对文学史现象进行的分析、归纳与描述。 为了更准确地说明问题，有一点也许有必要首先界定或澄清，那就是在文学史的写作范围内，“名著”不等于经典。简单地说，“名著”更多地体现的是文学作品的传播意义和文学史建构的功能意义，而经典则体现的主要是文学本身的价值。两者可以重叠，但不一定等同。换言之，我们不能以对待经典的眼光来看待名著。钱钟书在为香港版《宋诗选注》写的前言《模糊的铜镜》中，曾从选本的角度讲过文学作品的地位与文学史的关系： 选诗很像有些学会之类选举会长、理事等，有“终身制”、“分身制”。一首诗是历来选本都选进的，你若不选，就惹起是非，一首诗是近年来其他选本都选的，要是你不选人家也找岔子。正像上届的会长和理事，这届得保留名位；兄弟组织的会长和理事，本会也得拉上几个作为装点、或“统战”。所以老是那几首诗在历代和同时各种选本里出现。评选者的懒惰和懦怯或势力，巩固和扩大了作者的文名和诗名。这是构成文学史的一个小因素，也是文艺社会学里一个有趣的问题。 这段话从一个特定的角度说明了“名著”的产生过程。其实，从积极的方面看，又何尝不是如此。至少在操作上，名著的认定及其诠释往往是文学史研究的第一步或必经之路，而文学史的变革也是在不断建构——解构——重建名著坐标体系的过程中实现的。最明显的事实是，由于近代文化观念的转变，人们对小说戏曲有了全新的认识，直接促成了这些原本不登大雅之堂的东西进入了文学史的序列，其中的一些重要作品则成为文学史的新坐标。 因此，自觉地站在当代学术发展的高度，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对于推动文学史研究的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就所谓“消解大家”和“悬置名著”而言，原本有着特定的学术前提，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上个世纪中叶单一的理论思维造成了对名著的独尊偏崇，特别是对名著某些特点的独尊偏崇，而由此产生的畸轻畸重的研究思路，导致了大量文学史现象的流失，妨碍了文学史丰富性、复杂性的全面展开（关于这一点，陈大康、竺青等都作过精确的统计，参见《文学评论》1997年第5期陈大康文、1999年第2期竺青文）。现在的问题是，为什么消解、悬置的说法提了多年，在总体上还是消而不解，悬而未置呢？我在为《北京社会科学年鉴》撰写了多年的《宋元明清文学研究综述》后就发现，《红楼梦》之类名著仍然是小说史研究中难以移易的重点。也许，我们不妨改变思路，换一种眼光看待上述现象。换言之，名著之所以备受关注，自有其必然的、合理的学术理由；而从近年的研究来看，学界对名著诠释的角度与水平已有了明显的变化或提高；同时，名著一统天下的格局也有所改观。正是在这一新的学术背景下，我们有可能考虑重建文学史的坐标体系。 具体来说，首先，近二十年来，文学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多元化的思路已经打开，单一的意识形态霸权话语受到文化学、叙事学、接受美学等多种研究方法的挑战，文学史叙述的既定格局在作品诠释这一文学研究的基本层面日新月异的情况下，已具有了比早先只是从观念上意识到“重写文学史”重要性更充分的、内在的变革动力。例如由于扬弃了“文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这一庸俗社会学的机械理论，强调文学自身的特点与发展，文学与社会、政治的关系得到了更为全面的理解，人性的因素逐渐凸显，并成为了文学史的中心之一。在这种新的理论思维指引下，古代文学作品经过重新扫描，不断获得了新的认识与评价，进而重新确立起它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比如在唐传奇作品中，《郭翰》、《封陟》等往往是登不上一流作品的排行榜的，但它们在表现人性方面，确有其他作品不能替代的价值（《封陟》在表现“情”与“理”的矛盾上有过人之处）；在小说史的发展线索上，也具有独特的代表性（《郭翰》显示了从神话到传奇的转变）。又比如，以往谈到宋元话本，往往对《错斩崔宁》、《碾玉观音》评价最高，这自然也有道理。而《金鳗记》在内涵上与表现上，实有超乎它们之上的地方。只是因为它设定了一个因果报应的框架，这篇作品很长一段时间不受重视。一旦拨开这一表层叙述结构的迷惑，我们完全可以给这篇作品更高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