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中学刊》2005年第4期刊发陈才训文章《汉代歌谣兴盛的原因》。文章认为，汉代产生了大量歌谣，它们的兴盛与汉代谶纬之学的兴起、“举谣言”的官吏考核制度、察举制举荐人才的措施、贵名节的社会风尚及"清议"品评风气、乐府机关的设置等密切相关。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发表沈文凡文章《唐代"排律"诗体的隔代及域外之名称确立初探》。文章认为，排律名称的出现决非偶然，由唐至元，虽然中间隔了宋金两个朝代，但它是有伏脉的。排律体诗诞生于唐代，而“排律”这个名称则产生于元代杨士弘的《唐音》，到了明代开始为人们普遍接受，并广泛地使用开来。明人将“排律”名称用于唐代诗体，对唐诗“排律”研究起了沿坡讨源的作用。韩国诗人接受并使用排律这个概念大约在明代时期，可见对唐代诗体的认同和摹习是比较迅速的，对明代的诗学观念也是有所接受的，对排律名称的确立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元明的唐诗选本、明代诗话中有关排律的论述及明代诗人自身的排律创作，终于使排律名称在隔代确立了。韩国的排律创作及评论也是对元明排律观的呼应及补充。“排律”与“长律”名称概念的异同，也显示了“排律”逐步被接受的过程。 《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年第3期刊发张乐林文章《唐代行侠作品中的“侠者乌托邦”》。文章认为，唐代具有行侠主题的诗歌和小说中，侠客无论是表现自身不平之气，还是对他人苦难做出回应，背后皆含有一种理想性的存在，可称为“侠者乌托邦”。虽然缺乏西方“乌托邦”具体的组织与疆域，但积极性别无二致。“侠者乌托邦”理想性的存在，亦促进了侠客“江湖”意识的形成。 《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2期刊发彭树欣文章《梁启超文化传播背景下的文学活动》。文章认为，梁启超的文化传播活动影响了其文学思想和文学创作，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梁氏的“文学新民”观念和文学界革命是在其开启民智的文化传播观念的影响下产生的；二、梁氏文学创作的欧西精神与其西学传播活动密切相关；三、梁氏文学创作的大众化倾向源于其"觉世"的传播效果追求。 《暨南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3期刊发刘雄平文章《为中国古代"文说"正名》。文章认为，中国古代留下了大量关于文学的言说和著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许多研究者都对它进行过命名，从“中国文学批评”到“文学理论批评”和“文学理论”，再到“文论”，可至今都没有定论。相比较于这些外来或现代语汇，“文说”倒是一个历史的还原，它更准确地体现“中国”“古代”说文的思维方式和表述形态，从而避免学术研究中“以西释中”和“以今释古”的不良倾向。 《四川大学学报》：哲社版2005年第4期刊发王水照文章《文话：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学术资源》。文章认为，文话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重要著作体裁，除具有说部性质、随笔式的狭义的“文话”外，还有理论性专著、资料汇编式、选本评点式等不同著作类型。这四种著作类型都在宋代开始集中出现，标志着我国古代文章学的成立，在明清两代更显繁荣。其在文道、文气、文境、文体、文术、品评等方面，均蕴含真知灼见和艺术经验。对其价值的评判，经过"五四"的反思，当能更趋全面和科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