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统史书著录小说家及其作品始自《汉书·艺文志》。《汉志》对小说家的社会评价和对其作品的文化定位，影响了其后所有正统史学家和文学家对小说的基本看法，严重制约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发展。因此，探讨《汉志》著录之小说家及其作品，对于我们认识中国传统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文化意蕴，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一 《汉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小说十五家，千三百八十篇”（注：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云：“今计十五家，一千三百九十篇，多十篇。”即是说，《汉志》总计时少计十篇。学术界一般均赞同此说。然《汉志》小说家中十四家均以篇计，独《百家》为“三十九卷”，此三十九卷是否即三十九篇，难以断定（如《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实有五十八篇），因而还不能完全肯定《汉志》小说家篇数总计有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小说家是虞初，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是《虞初周说》。断言其具有代表性，根据有二：一是《汉志》著录“《虞初周说》九百四十三篇”，占《汉志》著录小说作品总量的三分之二以上，当然具有代表性；二是《汉志》著录小说家中武帝及武帝后作者六家，且多为方士，其余九家班固多注为“迂诞依托”，而虞初正是方士之代表。正因为如此，张衡《西京赋》云：“非唯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1]（卷二）以虞初为中国小说家之所本，应该说完全符合汉代小说实际和中国小说发展实际。 虞初，河南洛阳人，汉武帝时方士。有关他的事迹，史载甚少。《史记·封禅书》载云：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雒（洛）洛阳虞初以方祠诅匈奴、大宛焉。”[2]（卷二八）《史记·孝武本纪》和《汉书·郊祀志》所记略同。《汉志》班固自注云：虞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号黄车使者。”[3]（卷三○，“艺文志第十”）而《文选》卷二张衡《西京赋》李善注引《汉书》云：“初，河南人，武帝时以方士侍郎，乘马，衣黄衣，号黄车使者。”[1]颜师古注《汉书》曰：“《史记》云：‘虞初，洛阳人。’即张衡《西京赋》‘小说九百，本自虞初’者也。”[3]（卷三○，“艺文志第十”）武帝好神仙之术，宠信方士，《史记·封禅书》有详细记载。如武帝初即位，就以厚礼将号为神君的一长陵女子置祠于内中，“神君所言，上使人受书其言，命之曰‘画法’。其所语世俗之所知也，无绝殊者，而天子心独喜”[2]（卷二八），时常向她咨询大事；方士齐人公孙卿以“鼎书”见武帝，说是安期生所受黄帝言，武帝深信不疑；方士齐人少翁以鬼神方见武帝，即拜为文成将军，以客礼礼之；方士胶东宫人栾大拜五利将军，“居月余，得四印”，“以二千户封地士将军（栾）大为乐通侯”，“天子亲如五利之第”，“见数月，配六印，贵震天下”[2]（卷二八）。虞初作为方士，虽然没有少翁、栾大那样受宠，但也是得到武帝信任的侍郎、乘马，可以衣黄衣，有相当社会地位。据《汉书·百官公卿表》：“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3]（卷一九上）侍郎秩比四百石，品秩虽不高，却可在皇帝身边侍奉，颇为时人所重。所谓“乘马”，是指受到皇帝封赏的一个品级。据《汉书·刑法志》：“四井为邑，四邑为丘，……四丘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备具，是谓乘马之法。”[3]（卷二三）所谓“衣黄衣”，也是身份地位的一种标志。史载汉高祖斩白蛇起义，号赤帝子，故汉初色上赤。文帝时有改正朔、易服色之议，并未施行。武帝太初元年“夏，汉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2]（卷一二，《孝武本纪》），臣子衣黄衣只能在特定场合或经皇帝特许，如武帝祀后土、泰山封禅，从祀者皆衣黄衣。虞初“衣黄衣”自然是经过武帝特许的，是一种很荣耀的事。少翁、栾大虽贵显一时，却终因装神弄鬼不灵而被武帝诛杀，而虞初则未见被武帝摒弃，到是留下了堪称汉代小说代表作的《虞初周说》。 应该指出，方士是汉代小说家的基本队伍，方士小说是汉代小说的主要形式[4]。《汉志》除著录武帝时方士虞初的《虞初周说》外，还著录有武帝时无名氏的《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待诏臣安成未央术》，这些武帝待诏可能都是方士。《史记·封禅书》提到的“画法”、“鼎书”，自然也是方士小说。不过，方士并不是只谈神仙方术，“其徒亦有雄才伟德”，如武帝时方士少君能识齐桓公时铜器，公玉带能绘《黄帝明堂图》，说明他们掌握有专门知识。《后汉书》将神医华佗入《方术传》，序称“中世张衡为阴阳之宗，郎顗、咎征最密，余亦班班名家焉”[5]（卷一—二），说明方士队伍确实鱼龙混杂。方士既然是掌握有特殊知识技能的特殊群体，方士小说也就并不限于神仙方术，而是包括了各方面方术和知识的一种文体。 那么，《虞初周说》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小说呢？张衡《西京赋》云：“非唯翫好，乃有秘书；小说九百，本自虞初。从容之求，寔俟寔储。”薛宗注云：“小说，医巫厌祝之术。凡有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举大数也。”又云：“持此秘书，储以自随，待上所求问，皆常具也。”李善注引应劭曰：“其说以《周书》为本。”[1]（卷二）即是说，《虞初周说》是虞初为备皇上顾问而准备的“秘书”，其中有“医巫厌祝之术”；不过，其书既有如此规模，恐亦不仅限于“医巫厌祝之术”，应该还有其他更多的内容。而依应劭所说，“其说以《周书》为本”，则《虞初周说》是围绕解说《周书》或周代之事而集纂的一部小说。关于方士小说的特点，王瑶曾在《方士与小说》一文中有颇为准确的说明，他说：“无论是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间而以方术知名的人，他们为了想得到帝王贵族们的信心，为了干禄，自然就会不择手段地夸大自己方术的效异和价值。这些人是有较高的知识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对地增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识，借着时间空间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传说，援引荒漠之世，称道绝域之外，以吉凶休咎来感召人；而且把这些来依托古人的名字写下来，算是获得的奇书秘籍，这便是所谓小说家言。”[6]（p.91）《虞初周说》应该具有方士小说的普遍性特点。不然，它就不会成为虞初“储以自随”的奇书秘籍。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虞初周说》不仅是方士小说的代表性作品，而且也是记录周代奇闻逸事的小说作品总集。这从《汉志》的著录体例可以得到证明。“自来编书目者，每类之中各依时代先后为次，不相混杂，其例导源于《汉志》”[7]（p.120）。依《汉志》著录体例，各类作品以时代先后为次，而“说经之总义，诸子之节钞，各附载本类之末”[7]（p.120）。如《六艺略》书类有《议奏》42篇，礼类有《议奏》38篇，春秋类有《议奏》39篇，《诸子略》儒家有《儒家言》18篇，道家有《道家言》2篇，阴阳家有《阴阳家》38篇。虞初为武帝时方士，按时代其作品应与同时代的《封禅方说》、《待诏臣饶心术》相次，而《汉志》将其放在宣帝时人所作《臣寿周纪》之后，与本为钞纂之书的《百家》同列，说明《虞初周说》是集众多小说而成的钞纂之书。因此，张舜徽以为该书“乃汉代虞初所辑小说丛谈之汇编也”[7]（p.344）。其作品有近千篇，大概有关周代的奇闻逸事被其囊括无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