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关于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可能是古代文学研究中最为薄弱的领域之一。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始有人关注，但多着眼于文学作品对宗教的批判。80年代以后，开始出现从正面探讨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论著，论文如《略谈〈红楼梦〉的民主思想与佛学观念的关系》，著作如《红楼佛影》等。再往后，便有《道教文学史》、《佛教文学史》、《古典文学佛教溯源十论》、《中国古代小说与宗教》等探讨文学与宗教关系的著作。海外还以“文学与宗教”为题，举办过不同文体的学术讨论会，并出版过专题论文集。可以说，到今天为止，几乎所有的文体，所有重要的作家和作品，都有从宗教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和著作。 但在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热中，有一个偏门被忽略了，这就是民间宗教。在以往关于文学与宗教关系的研究中，大都是以佛、道等主流宗教为对象，几乎没有涉及民间宗教的，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极大的缺憾。其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除了儒家主流文化、佛道主流宗教等“上位层次文化”外，还有对中国社会同样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下位层次文化”，其中就包括民间宗教，它们对中国社会心理和思想观念的影响之深较之儒释道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俗文学之一的小说，与民间宗教有着一种天然的联系；我们以《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所著录的小说为统计对象，其中收录的涉及民间宗教的小说就有31种之多（包括文言笔记小说和白话小说），涉及的民间宗教至少有八种，包括明教、弥勒教、五斗米道、太平道、白莲教、无为教、三一教、八卦教等。其中涉及最多、影响最大的是弥勒教、白莲教和八卦教。 如果我们把范围缩小在白话小说之内，涉及弥勒教的作品有：《承运传》、《醒世恒言》、《三遂平妖传》、《女仙外史》、《云仙啸》等，涉及白莲教的有：《喻世明言》、《拍案惊奇》、《型世言》、《新编皇明通俗演义》、《七曜平妖全传》、《梼杌闲评》、《樵史通俗演义》、《归莲梦》、《娱目醒心编》、《白莲教演义》等；涉及八卦教的主要有：《永庆升平》、《永庆升平后传》、《彭公案》等。由此可见我国古代小说与民间宗教关系之密切。 一般说来，文言笔记小说对历史上的民间宗教作了较为细致和客观的描写，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而古代通俗小说虽也涉及了民间宗教，但由于进行了艺术的虚构和加工，加进了作者的想象和创造，已与现实有一定的距离，除了那些集中描写某种民间宗教的小说，多数作品我们只能从故事背景和某些字里行间探寻其和民间宗教的联系。 二 纵观我国古代小说对民间宗教的描写，基本上都是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不是将其指斥为“邪教”、“邪说”，就是大肆渲染其“妖人妖术”，或是将其诬为“男女通淫”，字里行间，从标题到内容，充斥了大量“妖术惑人”的荒唐描写。如《喻世明言》卷四十写白莲教教首萧芹吹嘘“自家有奇术，能咒人使人立死，喝城使城立颓”；《永庆升平》写八卦教教首吴恩能“呼风唤雨，拘神遣将，撒豆成兵”；《拍案惊奇》卷三十四叙一游僧“可以夜渡十女，一向行白莲教，聚集妇女奸宿”；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基本思想倾向，都是把民间宗教定格在“邪教迷人，蛊惑人心”的历史坐标上。民间宗教内在的精神亮点被遮蔽和异化了，剩下的只是满纸怪力乱神。 最典型的是反映弥勒教的明代小说《三遂平妖传》，此书叙北宋贝州王则率众起义，文彦博得“三遂”（马遂、李遂、诸葛遂智）之力予以平定的故事。据《宋史》，王则以“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相号召，率众起事；“僭号东平郡王，以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建国曰安阳”，“旗帜号令，率以佛为称。”这是一次名副其实的弥勒教起义。可是小说首先在题目上冠以一个“妖”字，一个“平”字，其立场倾向不言自明；小说具体描写中，有关王则起义的弥勒教性质完全没有得到应有的展示，王则等完全被描写成“一班妖人”。包括更早的罗烨的《醉翁谈录》里，南宋时说话人所表演的小说节目《贝州王则》，也是被列入“妖术”一类里。可见从南宋到元明，作为民间艺人的小说家眼中的弥勒教，早已和“妖人妖术”混淆在一起，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王则起义的弥勒教性质被模糊和扭曲了。《宋史》反映的是上层统治者对民间宗教的态度，而《三遂平妖传》则反映了普通民众对弥勒教的偏见。 三 尽管小说作者多站在封建正统的立场上，对民间宗教持鄙视贬斥的态度，但作为社会生活反映的小说，总是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一定的历史真实，特别是反映了民间宗教的一些政治诉求和传播特点。 如反映八卦教起义的《永庆升平后传》第四回内，就通过人物之口明确提出“我们是替天行道，普救众生”，“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当“有德者居之”的政治诉求。民间宗教既然有争天下社稷之心，在组织路线上，他们就必然注意打入统治阶级内部，特别是上层社会内部，以达到里应外合的目的。如《永庆升平》就写到清政府的好些巡抚、总督、提督被拉入八卦教内，晋爵封侯。正因为此，他们必然招致封建政权的极大恐惧和残酷镇压。所有这些，在小说中都有所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