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良辅字尚泉，是明代嘉靖年间寓居昆山、太仓的昆曲音乐家。现传魏良辅的《曲律》，是有关昆曲唱法的理论著作，中国戏曲研究院编定的《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五集曾收录点校，1959年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排印出版（1980年重印），书前《曲律提要》介绍其明代的三种版本是： （一）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周之标选辑《吴歈萃雅》刻本，有二行标题，第一行题作《吴歈萃雅曲律》，第二行题作《魏良辅曲律十八条》。 （二）明天启三年（1623）许宇选辑《词林逸响》刻本，题作《昆腔原始》（十七条）。 （三）明崇祯十年（1637）张琦（楚叔）选辑《吴骚合编》刻本，题作《魏良辅曲律》（十七条）。 《论著集成》排印的《曲律》，即以《吴歈萃雅》本作为底本，再参校了其他二个本子。1960年暑期，我到路工家里亲眼见到路工在清初抄本《真迹日录》中发现的魏良辅《南词引正》[1]（P272—281），题署为：“娄江尚泉魏良辅《南词引正》，毘陵吴昆麓校正”，“嘉靖丁未（二十六年1547）夏五月金坛曹含斋叙”，“长洲文征明书于玉磬山房（真迹）”。经过比勘，才发觉《曲律》是《南词引正》的节录修改本[2]P236—241。1961年《戏剧报》七、八期合刊发表了钱南扬的《南词引正校注》[3]（P89—108），钱先生依据《吴歈萃雅》、《词林逸响》、《吴骚合编》和崇祯十二年（1639）沈宠绥《度曲须知·律曲前言》中有关魏良辅《曲律》的条文，与《南词引正》进行了核对，校出了各本的异同之处，阐释了《南词引正》被一改再改的基本情况。 1984年5月，台湾学生书局出版了王秋桂主编的《善本戏曲丛刊》一、二、三辑，第二辑中有明万历三十年（1602）秦淮墨客选录的《乐府红珊》，由于没有找到明刻原本，便以大英博物院所藏清嘉庆五年（1800）积秀堂覆刻本予以影印。2002年3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续修四库全书·集部戏剧类》也影印了积秀堂本《乐府红珊》。我曾多次细阅，发现书中《乐府红珊凡例二十条》，实际上是最早改成的魏良辅《曲律》。另外，我又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查得明万历本《乐府名词》，发现该书卷首残存的《曲条》，也是魏良辅的《曲律》。这两个本子与《吴歈萃雅》等四种本子的文句又有不同，有些文字更接近于《南词引正》，这就为魏良辅曲论文本的演化提供了新材料，值得进一步研究。 《乐府红珊》的内容 《乐府红珊》书名全称是《新刊分类出像陶真选粹乐府红珊》，题署为“秦淮墨客选辑，唐氏振吾刊行”。卷首有《校正乐府红珊序》，署名为“万历壬寅岁孟夏月吉旦秦淮墨客撰”，序后是《凡例》。经查考，秦淮墨客是纪振伦的别号，他曾编写小说《杨家将演义》，作有传奇剧本《七胜记》、《折桂记》、《西湖记》、《三桂记》和《霞笺记》等七种。唐振吾是金陵书坊广庆堂的坊主，纪振伦的《七胜记》、《折桂记》等传奇，都是“金陵唐振吾”刊行的。万历壬寅是万历三十年（1602），即是《乐府红珊》序刻的年代，比万历四十四年刊行的《吴歈萃雅》早了十四年。 所谓“陶真”，原是宋元明说唱伎艺的一种（注：南宋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唱涯词只引子弟，听陶真尽是村人。”（1917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秘笈》第三集本）。），但没有留下具体的作品。明代书商故作狡狯，把唱昆曲说成是唱陶真，给《乐府红珊》标上“陶真选粹”的名号，以此作为奇货招徕顾客。现今我们细看《乐府红珊》的内容，发觉它实际上是昆曲选集（不能把昆曲等同于陶真）。但此书所选不是昆曲文学本，而是舞台演出本。我认为，《乐府红珊》是昆曲折子戏选集，所以其《凡例》采录了魏良辅唱曲论著的条文。全书共十六卷，分卷选录当时舞台上流行的昆曲台本，曲白俱全，对于昆曲盛行情况和昆曲演出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证价值。如卷一《庆寿类》选了《升仙记·八仙赴蟠桃大会》、《香囊记·张九成兄弟庆寿》等八折，卷二《伉俪类》选了《琵琶记·蔡议郎牛府成亲》、《紫箫记·李十郎霍府成婚》等五折，卷三《诞育类》选了《断机记·商三元汤饼佳会》、《白兔记·李三娘磨房产子》等五折；其他各类依次为训诲类、激励类、分别类、思忆类、捷报类、访询类、游赏类、宴会类、邂逅类、风情类、忠孝节义类、阴德类、荣会类，累计选录了六十一个剧目一百折戏，其中第九十九折《洛阳桥记（四美记）·蔡端明母子相逢》有目无辞，所以实选九十九折。 首先接触到明刻本《乐府红珊》的现代学人是李家瑞，他在1937年6月17日的《中央日报·图书评论周刊》第五期发表题为《陶真选粹乐府红珊》的短文报道：1934年10月他在杭州吴山路一家书铺中见过此书原刊本。他说：“我遇到这一部书，自然是喜出望外，但是我细心一看，这书照书目应有十六卷，现在还缺一本。书铺老板答应我再找，叫明天再去拿。此时我应该把这五本先买回去，一时大意，仅想明天来拿全书呢。不想明天来也，主人出去了；后天来也，主人没有回来。我又忙于要回南京。”后来托人再去问时，“连那五本都不见了”，从此迷失，不知下落。由于他未及细看内容，单凭印象就说这是“陶真”选本，害得叶德均和陈汝衡都根据他的报道把《乐府红珊》当成了硕果仅存之明代陶真选集。可是叶、陈两人都没有见过《乐府红珊》，便只有转引李家瑞的说法，以讹传误。叶德均在《宋元明讲唱文学》中说：“这书是十多年前友人李家瑞先生在杭州书肆发现，因缺首册（按：李文未说缺首册）而没有买回。据他说，原书计四册（按：李文说见到五本），十六卷，选录当时流行的说唱陶真若干种。”[4]（P24），陈汝衡在《说书史话》（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五章第四节中，也以此书作为陶真文本的实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