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避“衍”讳确凿无疑

      拙文《〈文心雕龙〉撰成年代综考》提出十个证据，用以考证《文心雕龙》撰成年代不是“南齐之世”，而是萧梁之初。具体说，就是撰成于梁武帝萧衍天监二年。这十个证据中，第一个证据就是避讳，避梁武帝萧衍名讳。本文拟对此做补充考述，以说明《文心雕龙》避“衍”讳确凿无疑。

      一、从历代避讳方法与类别，看其避“衍”讳的确凿性

      避讳是中国古代社会特有的一种礼制律令。它始于周，兴于秦汉，继于历代，延至明清。秦以前，讳死人，不讳活人；自秦始，死活皆讳。避讳之讳，从所讳之内容分类，可分两种：一是，瑕讳，包括忌讳。《公羊传》闵公元年所说的“春秋三讳”，其主要所指就是瑕讳。满清帝王最反感“夷”、“狄”等称谓，这属于忌讳。一是，名讳，即“尊者”、“贤者”、“亲者”的名讳，其中主要是帝王名讳。一般所说的避讳，指的就是避帝王的名讳。从所讳之对象分类，可分三种：一是，国讳，即帝王名讳。全国臣民皆讳，故名。二是，公讳，圣贤名讳，一般指的是孔子名讳。因各朝各代皆讳，故名。一说，公讳就是国讳，两者合为一。三是，私讳，即私家之讳。“君所无私讳”（《礼记·曲礼上》）。“于大夫所……无私讳”（《礼记·玉藻》）。[1]故私讳只限于私家范围之内。

      历代著述述及避讳之事的为数不少，如：《周礼·春官宗伯下·小史》、《左传》桓公六年、《公羊传》闵公元年、《礼记·曲礼上》、《礼记·檀弓下》、《礼记·王制》、《礼记·玉藻》、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梁任昉《朝堂讳榜议》、宋王楙《野客丛书》末附其父《野老纪闻》、清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引元孔齐《至正直记》等等。应着重提出的是陈垣（1880—1971）《史讳举例》，它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历代的避讳，并归纳出四法、十七类。其中，常用的避讳方法有三种：[2]

      一是，改字法。把犯讳的字改为与其同义、近义或其他有关联的字。如：《史讳举例》说：《汉石经残碑》中，《论语》、《尚书》的“邦”字，多改为“国”，为的是避汉高帝刘邦名讳；因避晋康帝司马岳名讳，邓岳改名邓嶽；《史记·封禅书》为避汉高后吕雉名讳，把“野雉”改为“野鸡”；汉避文帝刘恒讳，改“恒山”为“常山”。再如：晋愍帝司马邺即位，为避邺讳，改“建邺”为“建康”；荀卿，避汉宣帝刘询讳，改为孙卿。以上引例说明，为了避开帝王名讳，免遭犯讳之祸，不仅人名、地名、物名等要改字，就连经传行文也必须改字。

      二是，称字法，即避名称字法。其实质是改避人名，故陈垣先生将其纳入“改名”之类。与改字法相比，此法用途范围较窄，一般只用于有名有字的人。如：《史讳举例》说：“《宋书·王懿传》：‘懿字仲德，叡字元德，兄弟名犯晋宣、元二帝讳，并以字称。’”这里追述晋元帝司马睿时因避讳而称字不称名。各朝开国帝王，本朝各代大多避讳。晋武帝司马炎称帝后，追尊司马懿为晋宣帝。又，“《宋书·王景文传》：‘名与’明帝讳同。’”宋明帝讳名刘彧，王彧字景文，因犯讳，只能称字，不许称名。可知，避名称字法是古代著述中简便的常用的避讳方法。

      三是，缺笔法。缺，亦作阙。《史讳举例》认为，缺笔法始于唐高宗李治之世。如：李世民的世，缺笔为卅，或；民，缺笔为。孔丘的丘，缺笔为。

      常用的避讳方法，已如上述。《文心雕龙》恰恰是用改字法和称字法避梁武帝萧衍名讳的。在这方面，全书共有四讳：

      一是，用改字法把“大衍”改为“大易”。《周易·系辞上》：“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序志》则改为：“位理定名，彰乎大易之数，其为文用，四十九篇而已。”对于精通《周易》的刘勰来说，把“大衍”说成“大易”，这绝对不是误记，而是出于避讳的需要。《文心雕龙》全书出现“大易”词语的还有一处，即《正纬》所说的“马龙出而大易兴，神龟见而洪范耀”。显然，两者所指完全不同：《正纬》的“大易”，指的是《易经》，“大”者，具有赞美之义；《序志》的“大易”是“大衍”的改字，“大衍”那一段文字指的是揲蓍占筮法。

      二是，用改字法把“驺（邹）衍”改为“驺（邹）子”。《诸子》：“驺子养政于天文。”《诸子》：“邹子之说，心奢而辞壮。”《时序》：“邹子以谈天飞誉。”值得注意的是，《时序》全篇述及的人物多达一百五十七人，以“子”称谓的只有“邹子”一人。《诸子》述及五十一人，除“驺（邹）子”外，还有一人也是以“子”称谓的，这就是“文子”。可以肯定地说，称谓“文子”不是为了避讳。自古以来，人们只知其姓文，而不详其名其字，所以只能以古代尊称称其为“文子”。尽管有的后人对其名与字做过考证，但不足信。可知，《诸子》和《时序》惟独把“驺（邹）衍”改为驺（邹）子”，就是为了避梁武帝萧衍名讳。

      三是，用称字法避开冯衍之名而称其字“敬通”。《铭箴》：“敬通杂器，准矱武铭。”《论说》：“敬通之说鲍邓，事缓而文繁。”《才略》：“敬通雅好辞说。”《程器》：“敬通之不循廉隅。”《文心雕龙》述及的人物逾千，仅评论的作家就达九百一十八人之多。对这些人物中既有名子又有字号者的称谓是随意而定的，如果意在避讳，而其名犯讳其字不犯，就必然是避其名而称其字。如《铭箴》述及的人物共有三十七人，其中，称姓名的十九人，称姓的三人，称名的二人，称字的二人，称谥号的六人，其他称谓的五人。在称字的二人中，一是“仲尼”，避孔子名讳，属于公讳；一是“敬通”，避梁武帝名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