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曼波女士近年来发表了多篇论证“孔子作《春秋传》（即《左传》蓝本）说”的文章，并又将诸文“综合深化”写成专书《春秋考论》出版[1]，反复申扬其说。本来，对于《春秋》经传的作者和成书时代这样一个学术界有相当争议的话题做出自己的研究和判断是无可厚非的，只要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如果是真知灼见，迟早会为学者们所发现所赞同。而如果是谬说妄言，也迟早会被学者们所揭批所摈弃。而综观姚女士之说，则不仅不顾基本史实，存在着大量讹谬诬妄，而且对反对学者的质疑辨驳，一辩再辩，不断淆乱学界视听。笔者兹就其中几个重要问题，略作辨议。 一、“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非始于姚曼波女士 大凡自矜为创见的观点，发明者一般不会轻易放弃。姚女士之所以不顾立说的诸多缺陷和矛盾，反复申说，大概也有自矜为创见的缘故。始初笔者读知姚女士“孔子作《春秋传》（即《左传》蓝本）说”时，私下认为这种自诩为“新创见”而其实不过覆前人故辙的奇谈怪论，只任它随生随灭，没有太在意。倒是周勋初先生为姚女士《春秋考论》作的《序》，让笔者微觉诧异。周先生在《序》中说：“她所提出的新观点，建立在坚实的材料基础之上”，“曼波于此作出的努力，自当得到大家的尊重和高度评价。”[1](P3)周先生认为姚女士提出的是“新观点”。笔者素来仰慕周先生，当时读后即感觉到周先生于此殊为失察。直到近日得读牛鸿恩先生反驳姚女士的长文《厌弃〈春秋〉尊〈左传〉》，方才感觉问题有些严重。牛先生所驳，多中姚说之失。但牛先生也误以为“孔子作《春秋传》说”是姚女士首倡，说：“此论倘站得住，将是经学研究的一大突破；如果站不住，则是一次误入歧途。”[2](P88)而姚女士更是自诩破“春秋学千年误区”，说是研究之始，“我长期徘徊，无法深入。直到有一天，我终于从《左传》全书本事部分与解经语之间极为明显的割裂凑泊之痕中恍然大悟。”[1](P364)又有王世舜先生亦为姚女土《春秋考论》作《序》，说：“两千多年来春秋学的研究者，代不乏人，尽管他们在春秋学方面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但他们始终在误区中徘徊，而无法走出这个误区。从这个意义上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姚先生的立说为春秋学开辟了一片新的天地！”[1](P3)高度揄扬之意溢于言表。又说：“姚先生依据史料的分析，将《春秋传》即《左传》蓝本的著作权归之于孔子，这一点我是完全赞同的。”[1](P4)姚女士还自陈一些知名学者以及“学界许许多多知名和不知名的朋友”，“给予的高度评价和鼓励，给我了莫大的鼓舞”[1](P365)。这足已说明姚女士的所谓“新观点”已经开始淆乱学界视听了。笔者对动辄自诩为“新创见”、“新突破”、“填补空白”、“破译千年之谜”的说法比较警惕和怀疑。本来学道广大，薪火不绝，而个人囿于精力，见闻有限，因此往往本人自诩为“新创见”、“新突破”得意非常的东西，其实极有可能只是陈词滥调而已，只不过是自己目力未及罢了。就拿姚女士所引以为得意的所谓发两千年未发之秘的“孔子作《春秋传》说”而言，其实早在三百多年前就已经出现，清朝康熙年间的张沐才是此说的首倡者。即论“发明权”，姚女士已足足晚了三百年。“恍然大悟”者，不过他人之旧曲而已。 张沐，字仲诚，河南上蔡人。事详《清史稿》卷476《循吏传一》。顺治十五年进士。康熙元年后，历任直隶内黄知县、四川资阳知县，后以老乞休。年八十三卒。张沐著述，有《周易疏略》四卷、《书经疏略》六卷、《诗经疏略》八卷、《礼记疏略》四十七卷、《春秋疏略》五十卷、《大学疏略》一卷、《中庸疏略》一卷、《论语疏略》二十卷、《孟子疏略》七卷，九书合编为《五经四书疏略》，有清康熙十四年至四十年蓍蔡张氏刊本，清华大学图书馆有藏。此外，还有《溯流史学钞》二十卷，《图书秘典一隅解》一卷。 张沐治学，胆大而多臆断，不独治《春秋》学如此，治他学亦如此。于此，四库馆臣曾屡加批驳。如《周易疏略》以《河图》、《洛书》及伏羲、文王诸图即所谓“今本九图为孔子所定”，又“沐自谓朱子之所不能解者，绎诸孔训，恍然来告，敢曰独信，亦谈何容易乎”[3](P72)。再如《礼记疏略》乃其欲求《疏略》，“《五经》阙一不可”，“不得已，会同志属之以分注”，“夫诂经本著所心得，何必务取足数乎”[3](P196)。“孔子作《春秋传》说”出于张沐的《春秋疏略》。被四库馆臣讥叹为“异哉斯言！自有经籍以来，未之闻也”[3](P254)的“孔子作《春秋传》说”，详见于作于康熙三十二年的张沐《春秋疏略序》。他说：“《春秋》有《传》而后为《经》，无《传》则鲁史而已，不足为《经》也。……奈何后儒不察，过求《经》而薄弃《传》也。盖亦未详《传》为孔子作，因以昧其义耳。夫《传》岂容易而为之哉！昔孔子去鲁，以其盛德，携诸大贤，十五年周流辙环，遍交于列国之君臣上下，得尽闻古今载籍佚文漏章及野史与父老口说。凡政治得失、风俗美恶、人类贤邪之故，心术诚伪之态，细及妇人女子之隐情，以及鬼神妖梦之奇、卜筮之法，日与门弟子策记弗忘，以学聚而问辩之，宽居而仁行之。……及归鲁，时穷道丧，欲以此学垂教天下，万世以为常道。于是赞《易》，芟《诗》《书》，定礼正乐矣。至于所得平桓以后二百余年之事独详，其说多繁琐委曲，怪异不经。然亦有经常之变态，贤佞之原委，不可舍也。……于是取鲁史为经，而以不可为经者，揆年顺月，附录经左，命之曰《左传》，借《经》而传焉。”[4](P294)又康熙三十四年王渭所作《春秋疏略序》也对张沐之说有比较详细的载述[4](P291-293)，可与张沐自序相印证。姚女士详论的“《左传》的史实部分，不仅是孔子所书，而且其史料，也是孔子游历各国所亲自搜集”[1](P281)的说法即与此颇为相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