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全球范围内的女性解放运动在理论上的表现，女权主义从一开始便与女性争取其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利的要求密切相关，并始终保持着鲜明的政治实践性与文化批判色彩。作为一种源于实践又积极地干预和指导着实践的理论，女权主义为自己设定的最终目标是颠覆建立在传统的性别压迫基础上的经济、政治制度与文化秩序，构建一个更加美好、和谐而又符合健康的人性的两性关系与社会价值观念。而要构建这样一个美好的未来世界，两性之间的尊重、沟通与互补又是不可或缺的。这也就意味着，女权主义的自身发展和其对社会实践的干预程度，都将依赖于相对稳定的男性与女性的范畴与身份的社会性确立。因为只有在此前提下，女权主义才能进一步激发自身的活力，并强化自身的社会与文化批判宗旨。而任何范畴与身份的社会性确立都必然牵涉社会权力的重新分配，所以女权主义不能不在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意义上挑战早已是“江山永固”的男权。也正因为如此，女权主义理论才与权力（尤其是话语权）和意识形态结下了不解之缘。而这又正是其与文化研究、媒介研究乃至后现代主义产生理论关联的基础。 也许是受其源于文学理论的影响，女权主义视角的媒介研究多把媒介视作文本，以“阅读”的方式进行研究。而性别意识的读者视角（尤其是性别意识本身的社会建构性）又潜在地制约着这种“阅读”的广度和深度。所以其对性别意识的强调便难免带上较重的二元论色彩。 我们知道，性别意识实际上是人类在其长期的社会生活和实践中形成的关于性别本质的认识。它强调一个人的性别观念是在对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反应中形成的，是后天受外界影响形成的，即一个人的性别意识是一种文化规范的结果。 现代社会，大众传媒通过对其所传播的内容、语言和过程的操纵，最终达到社会意识一致化和思想规范化，即最终达到了操纵、控制社会文化规范的目的。法兰克福学派认为，“一致化”和“规范化”，就是个人和社会承认既定意识形态的权威，并使自己的思想和行为服从于这种意识形态的支配。不过，“服从”并不等于“同意”。但是，恰恰在这种意义上，媒介才真正体现了它的意识形态威力，即它不仅能控制人的思想，而且能渗透进人的心理结构，改变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使人彻底失去内心的独立与自由，从而自愿地愉快地接受这种控制和操纵。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渗透于文化各领域的各种意识形态帮助了各种机构塑造了社会个体的性别意识，并再生产了传统的性别分工，利用隐性或显性的性别成见重塑了女性的“主体性”，从而使她们自愿接受了妻子、母亲的性别角色，甘愿处于社会中的从属地位，从而接受那些看来与她们的社会利益不相一致的观念，进而完成对现成男女不平等的父权制社会权力结构的复制乃至再生产。 其实，霸权从来就是动态的。它需要不断更新、不断继续谈判。霸权不是一个稳定的实体，而是一再地被协商与再赋予定义。女权主义通过解读媒介、解构媒介来解构千年如斯的男权社会之话语秩序，进而达到改造男权文化并最终改造整个社会秩序之目的。其“女”的理论视角和“权”的社会着眼点从理论与实践两面解构着现有社会之话语秩序。可女权主义在解构男权社会之话语秩序的同时实际上也在解构着“传统”意义上的女性秩序。所以女权主义在解构和建构并举的同时，很有必要注意“与男人一样”。因为“与男人一样”的话语及其社会实践在颠覆性别歧视的社会体制与文化传统的同时，也完成了对女性作为一个平等而独立的性别群体的否认。“与男人一样”的表述，虽然强有力地推动并庇护着男女平等的实现，但它同时也意味着对历史造就的男性、女性间深刻的文化的对立与被数千年男性历史所写就的性别文化差异的遮蔽。于是，另一个文化与社会现实是，当女性不再辗转、缄默于男权文化的女性规范的时候，男性规范（不是男性对女性、而是男性的规范自身）成了绝对的规范，这实质上是一种特殊的“男性化”。这样的女权主义，在其完成了对女性的精神性别的解放和肉体奴役消除的同时，也将“女性”变为本质的空无，使女性在挣脱了历史枷锁的同时，失去了自己的精神性别。于是，女性、女性的话语与女性自我陈述与探究，由于主流意识形态话语中性别差异的消失而成为非必要的与不可能的——这样的女权主义，不要也罢。 无论是在社会话语权力结构中还是在意义实践活动中，女权主义都应避免把女性简单地符号化。因为符号化的结果只能是导致社会对女性的性别角色的刻板印象。而我们知道，即使是在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作为个体的女性相互间也是存在很大差异的。女性首先是作为具体的“人”的存在，而并非一个抽象的性别群体。但是，当社会在赋予男性或女性一套稳定的心理模式的时候，女性的性别刻板印象形成了，女性性别角色的形成过程由原来的个体的社会化过程简化为社会或是男性对角色的硬性规定。 实际上，女性与男性一样，都是“神性”与“魔性”共在的具体而鲜活的人，都有各自的生命合理性和各自的人性缺陷。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这不是说男性对女性的所有赞美与批判都不行，而是必须追问你是在什么立场上赞美与批判。也就是说你的赞美和批判是否以尊重女性主体性为前提。如果说，男性是站在理解女性生命逻辑、尊重女性主体性乃至激发女性主体性的立场上的，那么，无论赞美还是批判都是可以的。反过来，如果是站在男性本位立场上，让男性自身对异性的心理需求压倒女性主体性，那么，无论是赞美女性还是否定女性，都是应当予以否定的、予以解构的。比如说，依恋母亲本来是人类合理的一种心理特征，但它必须有个限度。这个限度就是，对母亲的颂歌必须与理解母亲作为一个人的生命逻辑相结合，必须以尊重母亲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价值为前提。否则，这一种颂歌就可能变成仅仅以母性界定母亲的生命价值，从而剥夺母亲作为一个人的生命丰富性。男权文化中的母亲颂歌，就是以母性遮蔽、剥夺女性其他丰富多样的生命需求，从而使得女性沦为一个没有主体性价值的、仅仅是为满足男性恋母心理需求而存在的工具。在这里，主体性价值是一个关键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