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过去的2004年，虽然没有像2003年那样发生较多的涉及新闻传播的重大事件，但是社会变迁依然对我国传媒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要求新闻业界不断改革创新，要求新闻传播学界作出理论解释。这里谈到的话题也许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年的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全景，但是值得读者关注。 一、两个新闻从业人员的调查报告发人深省 2004年发表了不少有关新闻传播的各类抽样调查报告，见多了，就有可能被忽略掉什么，但是有两个报告让人难以忘怀。 中国最大的商业网站新浪网进行的《媒体从业人员生活状况调查》，报告了2003年新闻传媒从业人员的生活状况，尽管网上调查（单项最多的有效问卷1717）难以代表整体，但是调查的结果还是不能不让人震惊。被调查的新闻从业人员中43％没有任何劳动合同，没有工资，没有工作证，没有记者证，没有社会保障。他们中享受病假的仅占10％，享受产假的仅占7％。分析文章指出，当前很多媒体的老总并非不知道劳动合同和社会保险，而不签订这些，一年可以为媒介集团节省几千万元。传媒无偿而大量地使用新闻实习生，使用不签合同、薪金低廉的临时工，也造成记者的越发年轻化。2003年8月湖北电视台集体清退临时记者200多人，理由竟然是“避免交通事故”。文章引证说：“媒体的临时工往往是一个媒体最前线的员工，他们干的是最危险、最有挑战性的工作，但是他们享受的却是最不能接受的现实：稿费打折，生活无保障，人身不安全。”文章认为，记者的生存困境和激烈的竞争，造成新闻报道煽情、片面、忽略、夸张、造假。这也是新闻难有深度的原因，因为很难想象没有丰厚生活阅历和广博知识的实习生能够写出有意义和有价值的东西。（注：李希光、孙静惟《商业化阴影下的中国下一代记者》，《新闻记者》2004年11期。） 也许与上面谈到的情形有关联，另一个《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调查报告》（在全国55家传媒回收问卷1061），报告了2003年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对于记者拉广告，16.8％同意，56.5％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近四分之三；对于为自己的栏目或节目拉赞助，26％同意，54.1％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五分之四强；对于主动淡化不利于重要广告客户的新闻，12.1％同意，54.2％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三分之二；对于接受被采访方用餐，21.5％同意，62.8％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六分之五强；对于接受被采访方免费旅游，10.7％同意，55.1％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近三分之二；对于接受被采访方现金馈赠，6.3％同意，40.5％态度暧昧，这两部分占整体的近半数；对于记者为企业公关，9.9％同意，42.8％态度暧昧，这两部分超过整体的一半。（注：郑保卫、陈绚《传媒人对有偿新闻的看法》，《新闻记者》2004年5期。） 与1997年在全国、2002年在上海的同类调查对比，情况差不多，但是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年！我国新闻从业人员的职业意识和对于基本职业规范的遵循状况，仍然十分低下，没有前进一步。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已经开始显露。记者生活状况的无保障，可能是原因之一，但不会是惟一的原因。关注我国新闻职业意识和职业规范，可能将成为以后的一个重要话题。 二、“民生新闻”遭遇学理剖析 两三年前，电视新闻“南京零距离”受到学界关注，被称为“民生新闻”。描述这种现象的文章，大多交口称赞。2004年的研究文章开始转向对这类电视新闻的学理分析，公关性质的赞扬被批判意识所替代。 有两位作者指出，这种新闻一定程度上重塑了国家媒体亲民有信的形象。但是，当下的民生新闻并不是一种成熟且具有独立新闻品质的新新闻样式，它是在市场和消费主义意识形态、精英和白领意识形态、百姓和平民意识形态等多重复合的掩护下，推行国家、民族、执政党意识形态的电视策略，旨在提升党的形象及合法性。另一位作者认为，虽然它反映了普通人的生存状态，记录了凡人的生活，具有人文因素，带有平民文化特征，但从总体看，这是经过合成加工的文化“产品”，属于媒介制造而不是平民创造，在现代传媒的精致包装下失去了原生态。传媒在力图贴近平民的同时，实质上正在脱离平民，靠近一个面目模糊的“大众”（mass），与其说它反映了平民生活，不如说它给大众生活提供了谈资和消费的新选择。（注：陈富清、周炯《意识形态梳理与主流媒体构建》，《媒介研究》2004年7月号；姜红《新闻秀——平民的还是大众的？》，《新闻记者》2004年12期。） 第四位作者运用叙事学原理，梳理了关于“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这类电视新闻的文化语境，指出四点：1，它鲜明地突出了讲述对象，暗示讲述者与被讲述者的一致，巧妙地规避了问题的关键――谁讲述、怎样讲述；2，它构成了一部由小人物写成的历史，但这部历史被镶嵌到更大的以成功人士为核心的历史叙述中，因而无助于老百姓真实生活的表达；3，它提供了老百姓“观看”自己的空间，生活中的种种不平、屈辱和压迫，在“表现”的过程中，往往被赋予有意义的、可理解的甚至乐观向上的形式，让人自觉地以此种意义理解生活；4，它努力隐去摄像机的存在，营造真实的现场感，这是电视运用各种技术和艺术手段制造的“超级真实”，注释和改写着溢出轨道之外的真实，催生出一种真实的幻觉，似乎所有的表演者都在自由地言说，其实不然。（王冰《“百姓”叙事的迷途》，《南方电视学刊》2004年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