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瑞克·阿什比(Eric Ashby)曾指出，自中世纪大学诞生以来，大学模式的输出(the model for export)经历了四大浪潮，第一大浪潮是15世纪大学在欧洲遍地开花，第二大浪潮是16世纪至17世纪大学由欧洲传至美洲新大陆，第三大浪潮是19世纪大学由基督教世界向非基督教世界传播，第四大浪潮则发生于20世纪后半叶。[1]现在，第四大浪潮仍在持续之中，而这一浪潮的重要特点就是美国模式的世界性移植(transplantation)。 美国学院的诞生及高等教育系统的形成原本是欧洲大学模式输出的结果，其中以剑桥大学为代表的英国模式在17世纪的移入和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德国模式在19世纪的输入影响最大。但是，美国在继承了欧洲大学模式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展了高等教育，在教学功能和科研功能之外，又发展了社会服务功能，同时使传统大学向上延伸至研究生院，向下延伸至初级学院，不同阶段和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既有各自独立的职能，其间又有圆融无碍的沟通。美国模式一经形成，迅即对世界各国产生了巨大影响。 早在19世纪就发生了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向东亚移植的情况，但在东亚不同国家，这种移植出现了不尽相同的情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美国模式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已经达到了制度层面，但对日本和朝鲜半岛的影响未及于此；而战后，随着对日本和韩国的占领，美国全面地影响了两国的高等教育，但在中国，美国模式却因苏联模式的引入而全面衰退。美国模式移至东亚以后，由于东亚的文化历史传统特别是高等教育传统的作用而发生了种种变化，形成了具有东亚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模式的变种(variety)，从另一个角度也许应该说，是东亚各国使美国模式为我所用，最终形成了具有美国色彩的东亚高等教育的不同模式。 尽管美国模式在各国的遭遇不同，但在20世纪末，东亚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却无一例外地把美国模式作为重要的参考。当然，不仅东亚如此，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改革无不带有美国因素，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巨大成就和它作为世界学术中心的地位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但是另一方面，东亚对于美国经验的参照，与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史密切相关，这是东亚难以摆脱的独特因缘。研究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东亚的移植及其在东亚的变种，正是理解东亚高等教育改革的一把钥匙。 一、战前美国高等教育模式之东渐 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在19世纪就开始向东亚渗透，在东亚各国，这种渗透有相类似的表现形式，但有不尽相同的结果。 首先看中国的情况。美国高等教育模式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有传教士创办教会学校、美国政府进行政策诱导和中国相对自主选择等三种主要途径。 从传教士及其创办的教会学校的影响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美国传教士已与中国官方有了密切合作，曾任同文馆总教习的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就是美国北长老会教士，他后来还曾协助张之洞在武昌等地设立大学堂，并受慈禧太后的派遣考察西方教育，回中国后提交了与19世纪末各国行政官员外游所撰报告相类似的《西学考略》。而曾在同文馆任教的另一位知名的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则属于美国监理会，他还曾创办了中西书院等三校，更于1901年将三校改组为东吴大学。一个重要的史实是，清末不断增长的教会学校中的大部分都是由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如通州大学（齐鲁大学）为美国长老会创办，沪江大学为美国南北浸礼会所办，金陵大学为美国基督会、之江大学为美国北长老会所办等，[2]这些学校大都是依照美国的教会学院建立的。 美国还从政府政策的层面对中国的高等教育施加影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了退回庚款用以举办留美预备教育的议案，这首先使清华大学成为中国最早的模仿美国模式建立的国立大学，当时清华校政均由留美归国学者领导，办学体现了美国特色，并成为中国高等学校的一个重要典范。庚款的退还促使大批中国学子赴美留学，这符合了美国的利益要求，其立意不可谓不长远，而实际上也的确促进了日后中国教育改革中美国因素的迅速增长，但这种情况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不十分突出。 美国高等教育模式更以制度的形式得到了中国的确认。至1920年代，由于留美学生的大批返国以及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孟禄等人来华，美国高等教育从制度层面对中国发生较为深刻影响的条件已经成熟，这最集中地体现在1922年的壬戌学制和1924年的《国立大学校条例》，自此中国除了在整体上采用了“六三三”制以外，还取消了预科，将大学学制缩短为4-6年，并允许设立单科大学，规定大学的内部组织为“大学—科—系”，课程强调设置选修课和学分制，强调成立董事会等，从而使中国高等教育明显受到了美国大学模式的影响，[3]而这种情况在朝鲜半岛和日本都未曾出现。 虽然日本的国门是1853年被美国打开的，但是美国在日本并未采取非常积极的文教政策，所以战前美国高等教育对于日本的影响并不明显，1868年明治维新成功，日本国家主权得以确保，这又使日本政府在选择西方高等教育模式时具有更大的自主性，甚至可以根据本国的要求自主选择某一国的其中一种学校类型加以引进。如1877年创建的东京大学，其法理文三个学部，可以说取自英美模式，而医学部则为德国模式，后来东京大学改为帝国大学时，又先后加上了工科与农科，而这两科在传统的欧洲大学中是找不到的。除了东京大学以外，日本的工科大学校可谓是欧洲技术学院的移植，而札幌农学校的原型则是美国19世纪刚刚出现的赠地学院，驹场农学校则是先取法英国模式，后又转向德国模式，司法省的法学校则主要进行法国式的法学教育[4]……凡此种种，均反映了西方各国高等教育模式对日本均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美国因素的吸取只是局部的，而主要让法国和德国模式得到了推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