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与大学的关系远比以往的认识复杂得多，知识并非隶属于学校的教育因素，知识增长改变历史，知识形态的变化直接而深刻地影响大学的发展。在西方大学史上，自然科学知识进驻讲坛替代古典知识课程，推进了传统大学向现代大学的转型。然而在西学东渐的过程中，中国古代的高等教育机构书院为何没有因现代科学的推动成长为现代大学，反遭历史的淘汰？西方模式对中国大学发展的真实影响如何？过去的大学史研究先以政治说因果、后以经济说因果，知识与大学发展的关系反被湮没其中。中学与西学之争，不仅仅是守旧与革新意义上的，从知识的角度分析可能会看到更多的历史渊源。 近年来学术转型问题受到学术界关注，如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等研究19世纪以来中国的学术转型及其现代意义。本文则主要探讨知识转型对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影响，西学教育进入中国之后对中国古代高等教育尤其是书院带来巨大冲击，并催生出中国现代大学，在这个过程中滋生出许多困扰其后中国大学发展的问题。 一 学界比较认同吕思勉先生的说法，将中国学术的发展分为先秦时期的诸子学、两汉时期的儒学、魏晋之后的玄学、隋唐时期的佛学、宋明理学、清代的汉学以及现代的新学。在这个知识体系中没有自然科学知识，也无技术性知识，对于社会和价值的沉思超过了对自然和宇宙本体的探索，成为人伦规范的学问。在这个知识体系中判断一种知识的可靠性，关键看在历史上有无出处、是否出自圣贤之口或得自于历史经验，是历史的标准，而非出于形而上学的标准和科学的标准。加之自汉以来“罢黜百家”的知识压制，中国古代科技史上的发明创造基本上是在知识体制之外个体的自发研究。 吴刚在研究中揭示：君权把持着中国古代的知识生产和教育知识的选择，有关君权神授的知识、强调个人自我控制和内心修炼的知识、“经世致用”的知识、表现人伦教化的知识、装点文辞的知识（以至可用叙事形式掩蔽认知形式）和利于帝国安定的知识可以传播并再生产；而被忽视是那些有关自然的知识、有关事物原理或机理的解释性知识以及专科知识；被禁止的知识是为王室所垄断的与君权根本反对的知识，包括有关皇权兴衰命运的知识（如天文学）、主张社会变革并探讨历史变革途径的知识（如史官制度）与有违朝廷的神圣性和绝对权威的知识、可能引发国家变动的知识（如兵学）、同当朝正统观念相左的知识。[1](p.191)科举制使及第做官成为士子求学的终极目标，从而抑制了其他创造性知识活动；儒学作为教育知识的主流，变成“理性驯化”的工具。即便在那些能够超越科举、有着自由探讨精神的书院之中，“千年讲授唯一儒”决定了书院也不能够为传统文化增添新的学科内容，造成了知识上的狭隘性。 当这种长期稳定的制度设计性知识体系遭遇到西方科技，日益暴露出其理性缺陷和反动之处。现代科学是挟洋枪洋炮之威进入广大中国人视野中的，虽然有学者怀疑“船坚炮利”的说法不过是满清政府遮掩失败的一种借口（注：朱维铮在其《晚清的自改革与维新梦》一文中对此做过简要的分析，并引证了马相伯的同一观点。见龙应台、朱维铮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45页。），但是屡战屡败之中一些知识分子对于中国古代空疏无用的知识丧失信心，他们开始怀疑自己的知识体系：“今时变岌岌，中国文献之邦，周孔之教，其造就人材竟逊于外域，岂吾道非乎？盖外人之学在事，中国之学在文。文遁于虚，事征于实，课虚不如求实，故造就逊于人也。”[2](p.708)半个多世纪的灾难历程使得中国知识分子从许多零碎获得的西学知识中得到认识，赞赏西方文化而抛弃了中国的知识传统，他们把西化看作是由野蛮走向文明之路，急迫地渴望输入西方科学技术，王韬的态度较有代表性：“天时人事，皆由西北以至东南，故水必以轮舟，陆必以火车，捷必以电线，然后全地球可合为一家。中国一变之道，盖不得不然者焉。不信吾言，请验诸百年之后。”[3](p.78)冯桂芬的《采西学议》、李端的《请推广学校折》等兴学动议很有影响，各地陆续开始仿照西方创办新式学堂；书院的反应也颇为敏锐，建立了一批求实的新书院和新课程。学习西方科学知识成为教育之急务。 新旧知识型的冲突导致了传统士人群体内部的分裂。面对西学这种全新的话语系统和知识形式，出于认识活动对已有理论传统的依赖性，另一些人仍企图在传统知识架构内解决问题：“臣观西学所以擅长者，特精于天算格致，其学固中国所自有也。”他们深知教育知识“关系人才之消长，学术之纯疵”，因而担心“然苟不探其本，眩于新法，标以西学之名，督以西士之教，势必举中国圣人数千年递传之道术而尽弃之，变本加厉，流弊何所底止。”[2](p.699)他们的守旧亦有其内在理路。因为传教士在中国传教遭到挫折后调整了目标和方法，把探索传教新途径的目光转向办理西式教育。他们意识到如果传教要成功，就必须摧毁大部分中国文化遗产，他们以现代科学知识为武器实现了这一目标。他们自述建立圣约翰书院的理由是：“中国的三个宗教派别：佛教、道教和儒教同错误的历史、错误的地理、错误的年代学、错误的哲学密切地交织在一起，然而这些谬误都被说成具有某种神学基础；从而使得错误的神学支撑着错误的教育，错误的教育又支撑着错误的宗教。……通过传授真实的历史、年代学、地理、哲学等等，现代的科学和文学必然会取代这些谬误。谬误一旦清除，……他们现在所吹嘘的宗教必然会倾覆。”[4](p.17)既然西学的输入是使中国基督教化的手段，基督教与西学因此而成为一事，这自然会引起中国人的警觉和抵触。所以，“在十九世纪的中国，开新与守旧都包含着与世运相连的苦心和忧患，其间的分界未必没有一点同一”[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