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年代：资源积聚时期 外部环境：经济大萧条，新政中的税收政策对私人给大学捐款产生不利影响，公立大学与私立大学竞争激烈；政府对大学增加财务支持；斯坦福学术声誉下降，运营资金出现危机。斯坦福面临的外部环境总体上是很严峻的，威胁多于机会。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以校长为代表的管理层希望不遗余力地提高斯坦福的学术声望，不断开拓渠道筹措发展资金，努力与政府和私人企业建立全新的战略关系；一些教员有着强烈参与大学治理的传统，并体现出保守的一面，如反对大学与私人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并受到私人企业的制约等；同时，他们积极参与国防研究计划，促进了斯坦福大学与政府合作关系的建立，体现出积极进取的一面。学校通过设立院一级机构不断侵蚀系的学科自治，向学校管理层集权型管理发展；教授在学术领域仍然有比较大的自主权，但权力已经受到侵蚀。 大学治理：学校实行董事会监督和教师约束下的校长治理体制。校董会有校长任命权，并对校长有监督权和决策的影响力。学校有一些具有丰富领导经验和广泛外部联系的领导者，如校董胡佛（曾任美国总统）、校长韦伯(Wilbur)等。校董会有开拓进取意识，具备强有力的领导者，他们选择合适的大学领导人，并且提拔有能力的年轻人，使具备管理才能并能为斯坦福大学发展谋取资源的中青年人才不断涌现。 战略领导：韦伯在1913～1943年任校长，胡佛等校董有重要影响力，他们形成了该时期斯坦福大学战略领导团队的核心。其战略领导作用主要体现在：①提出新的大学理念和发展方向：根据社会需要应对危机，重新定位大学与政府和企业的关系，广泛争取新的研究经费与运营经费；②控制关键人物选择：选择有能力的院系领导，社会资源第一，学术第二；③实行新的财务政策：从院系申报预算到鼓励经费自给自足；④强化信息交流：韦伯－胡佛钓鱼俱乐部成为高管的信息交流平台，是斯坦福大学30年代的精英俱乐部，其中培养了大批优秀的管理者，例如后来担任教务长的特曼等，并成为管理者之间交流信息、讨论重大决策的重要平台。 (2)40年代：战略转型时期 内外部环境：服务社会的大学观念在美国兴起；二战催生很多新工业如电子、飞机、宇航、造船等，其中不少集中在美国西部，带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东西部研究型大学之间的竞争加剧；职业管理者担任校董会主席和校长，有一个经过磨合的领导团队，学校有丰富的土地资源。 利益相关者期望：①校董会要求斯坦福大学声誉提高，排名靠前，能够实现盈利，并热切希望招聘企业家型的学校管理层，因而，川塞德这个美国国家公园的总裁而非学者或教育家的人物被聘为斯坦福校长。②学校管理层尤其是校长希望提高大学声誉，树立自己的权威以及自己的管理能力被认可，声望提高。③斯坦福的教授大致可以分为两种类型：具有学术权威的老教授，希望维持院系自治的传统，保持自己在院系的科研、用人、资源分配方面的权威，维持学术的独立性和自由性，不希望政府和军方或者企业等利益集团过分影响学校的科研和教学；而一些具有较强能力和野心的年轻教师则希望打破传统按资排辈的体制，引进革新机制，为自己的能力被迅速承认和升迁铺平道路。 大学治理：校董会任命校长；校长在学校管理上拥有绝对权威，实行集权式管理模式，不断侵蚀院系自治；校长自行组建自己的领导班子，包括学术副校长、教务长、学院院长、系主任等。校长由副校长、教务长等人辅助，对各个院系实行垂直的直接领导。同时，校长还有自己的智囊团，包括学校内外社会各个阶层人士，广泛听取参考意见，并且采取非正式的周末聚会形式，广泛征求校内教授和各级管理者的意见和建议。 战略领导：川塞德在1943～1949年任校长（注：川塞德由于身体原因在职位上去世，其任期仅六年，属例外情况。），核心领导层包括校长、教务长、学术副校长、工程学院院长等。该时期战略领导的作用主要体现在：①提出并完善新的大学理念——“彻底地将大学从与世隔绝的象牙塔转变为积极融入社会并且为社会为产业服务的研究性机构”。例如，特曼等人深信战时的一些研究会为未来工业发展带来契机，这将是斯坦福成为“西部的哈佛”的机会，但必须做好准备并为此改革内部组织，“筹资”和“改革内部组织”成为两个重点。领导层认为必须注重研究和服务，特别是发展面向社会需要的研究领域，拓展与政府、军方和企业的联系以获得更多的外部资源。②1944年设立学术副校长，并任命有军方联系和行政管理经验的教授担任，协助校长实施对各学院院长的管理与服务，包括建立各种规则以及要求各院长采用统一的格式与学校管理层进行沟通。③更换两个主要院系的负责人：大力发展电子工程系，任命特曼为工学院院长；为配合石油产业发展，任命具有石油行业实际工作经验但没有教学科研经验的工程师担任地质系主任。④裁撤资源获得能力较差的新闻和历史系。⑤要求各系明确发展方向，特别是重点研究领域，并指示各系制定计划以获取产业界研究经费。⑥在财务资源分配上，不以传统的历史原则（即按历史的比例递增或递减）来分配资源，而是根据系主任的表现、研究领域与产业关联程度以及资源获得情况等来分配学校资源。 (3)50至60年代：高速发展时期 外部环境：二战与朝鲜战争、冷战使联邦政府的军事与政治相关研究投入快速增加；美国西部经济持续发展带动该区域高科技和军工企业发展；税收政策改变带动研究资金来源增加；学生生源增加；大学之间的竞争日趋激烈。 利益相关者的期望：①以校长为核心的战略领导层希望集中资源，发展“学术尖塔”，获取全国声誉。②提供研究经费的军方希望大学按照军方的要求开发技术，并且对开发过程进行严格的控制，成为与大学关系的主导。③私人基金会希望根据基金会的（特别是领导者的）愿望对相关领域进行研究，对相关的成果并无太多要求。④企业希望通过与大学的合作获得军方的合同以及自己需要的技术，依靠斯坦福的声誉提高自己的竞争力。它们一开始希望大学成为其研究机构，后来承认斯坦福的超然地位并依靠斯坦福开发基础技术。⑤在教授中，服务社会和学术自由的观念并存，一些教授希望维持院系自治的传统，保持自己在院系的科研、用人、资源分配方面的权威，而一些教授则希望通过更多服务社会取得声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