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高等教育的规模日益扩大和系统的复杂性日益增加，高等教育的结构问题也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课题。现实中受到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即高等教育的多样化，说到底还是个结构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结构的内涵包括哪些方面，世界一些国家的高等教育结构具有哪些特征，高等教育的结构与规模、质量、效益的关系，如何评价高等教育结构的合理性等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已经相当丰富了。这一类研究是偏重于基础性理论的研究。另一方面，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的角度指出了我国高等教育现实结构的种种不合理之处，提出了诸如应当按社会需求预测来制定高等教育发展规划，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对各级各类教育分类指导、统筹安排，各个学校应当合理定位、办出特色等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意见。这一类研究大体上可以视为偏重于应用的研究。但许多研究仍然采用“应然”的表述，告诉我们理想的高等教育结构“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更为基础的问题是：现实的高等教育结构究竟是怎样形成的，为什么我国的高等教育结构不是它“应该是”的样子？ 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国的高等教育结构同经济结构一样，都是计划的产物。设置多少学校和哪些类型的学校，举办哪些专业，各个专业招多少学生，学生毕业后分配到哪里去等，一切都由政府的计划决定。因此，要回答在那个年代高等教育结构是怎样形成的，只需追溯到计划的源头，一切都可以解释得清清楚楚。而在中国走入市场经济后，高等教育的结构就有了新的生成和发展机制。本文想指出的是：中国现实的高等教育结构，是在政府与高校的博弈中形成和发展的。要建构一个充满活力、宏观有序的高等教育系统，必须强化市场竞争机制和赋予高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 一、政府与高校：主与从、一与多的博弈 从博弈理论看，形成博弈关系的前提是：一方面，各方都有自己独立的利益和目标，拥有独立作出决策的自主权；另一方面，各方的利益又是相互联系和相互依赖的，一方的行为会直接影响对方的行为和目标实现。拿这种标准来衡量，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和高校不可能构成博弈关系，而近20年来的高等教育改革，则提供了政府与高校形成博弈关系的前提条件。其中最重要的变化，就是在市场经济背景下，中国的高等学校正逐渐成为依法自主办学的主体。如果我们把高等教育结构比作一个棋盘上摆出的“势”，那么，高等学校就不再像计划经济年代那样只是政府摆到这个棋盘上的“棋子”，而是成为与政府下棋的“对手”。政府与高校的博弈，决定着“棋势”的走向和每一个阶段性的“棋局”。 政府关注的目标和利益所在，是要形成一个合理的高等教育结构，以实现教育对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最大贡献，实现教育投资的最大效益，保持高等教育与整个社会的协调发展。每一所高校关注的目标，是如何把握好自己在整个高等教育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即许多场合谈到的“高校定位”问题），赢得最有利的发展空间，以实现办学效益的最大化。政府目标的实现有赖于众多的高校，高校目标的实现也有赖于政府。这中间的联系纽带，就是对资源的分配和占有。 政府与高校之间的博弈有两个基本的特征：其一，政府与高校的博弈是“非零和”博弈，而不是那种一方得几分另一方必定失去几分的“零和”博弈；其二，博弈主体的非对等性，即政府与高校之间是主与从、一与多的博弈关系。 为什么政府与高校会形成“主从博弈”关系？因为政府是资源（包括法规、制度、经费等资源）的主要供应者和教育事业的管理者，手中握有各种调控手段；而高校则是在政府提供的资源环境下受调控管理的办学者。在这种规定性前提下，政府和高校作为博弈主体就分别处在主导和从属的位置上。主从博弈的基本法则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策出自政府之手，目的是调控高校的办学行为；高校则在政府的政策框架内作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办学抉择，并不断地寻求如何影响政府政策的途径；政府通过对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和反馈机制，并根据新的目标作出政策调整，由此进入下一轮的博弈过程。 说政府与高校是一与多的博弈关系，是指政府作为博弈的一方，面对的另一方不是一所而是众多的高校。每所高校都是一个与政府博弈的主体，而且高校彼此之间存在着既合作又竞争的关系。一与多的博弈模型是“集中—分散决策模型”和“对总量限定的资源竞争模型”。政府以规划、立项、审批、评估、发布政策等形式，将政府目标与资源分配捆绑在一起；众多的高校（无论是中央财政支撑的中央部委所属高校，还是地方财政支撑的地方高校）则围绕着有限的资源开展竞争，各自决定自己的办学行为。 为了说明高等教育的宏观结构是政府与高校博弈的结果，以下试举近几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的专业结构、层次结构变化的例子。 为了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加快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政府作出了“扩招”的决策。为了让各个高校有扩招的积极性，政府采取了“按招生规模拨款”的政策。各个高校在扩大招生规模时，应该怎样在各专业安排招生增量呢？从政府角度而言，当然是希望增加那些社会急需的紧缺的人才培养规模。从学校的角度而言，社会当下就业“走俏”的专业、考生报考的“热门”专业、本校已有的不用增加多少投入就可以扩大招生规模的“低成本”专业，都会被列为优先扩招的专业。于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几年来全国高校的计算机、外语、法学、新闻、国际经贸等专业的学生规模增长最快。但这样扩招后形成的专业结构是我们预期的吗？政府为了遏制扩招中的盲目性，连续出台了一系列政策，要把各个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与评估学校和经费划拨挂钩。面对这种政策，一些高校的“对策”就是围绕着“提高就业率”做文章。[1]而事实上，在扩招过程中形成的专业结构不可能靠现在这种“评估就业率”的手段来调整和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