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校园大学系统是二战后美国高等教育的一个显著特色。”[1]（p.21）。到20世纪末，美国公立两年制学院和四年制大学的学生中，80％就读于多校园大学系统。对于庞大的多校园大学系统而言，分校与系统之间的权力划分构成其管理模式的核心问题。杰拉德H·盖泽尔（Gerald Gaither）发现，“与大型的企业组织相比，这种大型的教育组织一直在分权与集权的运行方式中寻找着平衡”[2]。并且认为，“任何想运用这多校园大学系统这一模式的国家，比如中国，都必须意识到，管理和运作一个大型的高等教育产业事实上就是一种不断寻求平衡的行为”[2]。 在称为美国公立研究型大学系统之典型的加州大学担任校长职务多年的克拉克·克尔（Clark Kerr），被美国教育界尊崇为“最具教育行政领导才能”的人。克尔目睹并参与创造了加州大学多校园系统分权管理的历史，对多校园大学系统与分校之间的权力问题有切身体会和深度思考。尽管美国的多校园大学与中国的多校区大学在形成、性质和管理模式上都存在一定差异，但是正如D·布鲁斯·约翰斯通所认为的那样，在美国公立大学的多校园大学系统的多种模式中，“其中的一种或多种总是可以给中国提供点什么的”[2]。本文选取克尔的多校园大学系统管理思想的一个侧面即多校园大学系统与分校的关系理论作为研究对象，旨在论述该理论的形成、内容及其启示。 一、加州大学的分权管理历程 加州大学分权管理的历史，据克尔专门考证，可以追溯到1891年。当时董事会指派代理校长马丁·克洛格负责大学园区的维护和工友聘任。条件是他必须在下一次董事会会议上报告他的行动。在这之前，这两项工作都是授权董事会秘书办理的。加州大学的董事会原是一个管理委员会。董事会每年召开12次会议，外加全权代表董事会的财政委员会召开11次会议，总共是一年23次会议，处理重要的细节性问题。财政委员会成为董事会之中的超级委员会。财政委员会主席与董事会主席一样重要，甚至比董事会主席更重要。这种格局一直持续到克尔上任。1958年，在克尔的建议下，董事们取消了财政委员会每月中旬的会议，并削减了董事会讨论的议题。对董事会控制的第二次重大突破发生在1899年惠勒担任校长期间。他坚持——作为他接任校长职位的条件——教师通过他向董事会汇报，而不直接与董事会接触。第三次大的突破在一战后。董事会要求校长与学术评议会商讨决策教师聘任与升迁，并且将董事会的部分权力下放给学术评议会[3]。 分校层次要求进一步分权的广泛运动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发端于洛杉矶分校。因为不满被歧视为“南部分支机构”，也因为不悦于北部的政治与文化的高人一等，洛杉矶分校校友会领袖们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报告，“恳请董事会为洛杉矶分校任命一位全职行政校长，全权管理影响该分校的一切事务。分校校长由董事会觅得和任命，可以独立于总校校长斯布劳尔履行职责。”[3]这项提议最初在董事会并未获得支持。1948年美国一个公共管理服务机构为加州大学做了一项调查研究，提出分权管理的建议。不过，斯布劳尔崇尚集权，且精力过人，并未理会所有关于分权管理的建议。此种状况持续到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忠诚宣誓事件削弱了斯布劳尔的权力和在董事会及教师中的威信。1951年，斯布劳尔勉强同意在伯克利和洛杉矶两所分校设立校长职位。尽管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并不意味着老校长对分权管理的认可，多校园大学分权管理的历程还有漫长的战斗史即将上演，然而，分校校长职位的设立，不可否认，依然是加州大学多校园系统分权管理史上标志性的事件之一。 1952～1958年克尔担任伯克利分校校长，这是克尔分权管理思想的逐步形成的时期。在这一阶段，克尔对分权管理必要性有了切身体会并开始了实践的尝试。斯布劳尔依然掌管着伯克利的所有事务，分校校长这一职位形同虚设，这样一来，一方面管理上的问题确实凸显，另一方面，也使得克尔满心怨愤。不过，克尔是一个乐观主义者，很快开始了“对权力的积极争取”。但是，直到1958年克尔上任加州大学系统总校长，克尔才有机会对加州大学分权管理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1958年，亨利·威尔曼成为加州大学副校长——这一职位自1949年来一直空缺；1959年，戴维斯分校、圣芭芭拉分校和河边分校的院长们被正式任命为分校校长；在上任的头两年，克尔将17个全州范围的管理委员会取消，三个转为学校司法性机构；系统层次行政人员随着分校校长自行处理预算权的扩大而削减，到1962年，系统层次的行政人员削减了70％[4]。 二、大学管理的多侧面与多校园大学系统的利弊 对大学管理的多侧面和多校园大学系统利弊的分析是克尔多校园大学系统与分校关系理论的基石。 （一）对大学管理的历史考察：历史与比较的视野 通过对中世纪以来大学管理史的考察，克尔发现，“大学的管理可能体现大学的诸多侧面，包括民主的一面（体现在学生团体和教师中）、企业的一面（董事会）、行会的一面、科层的一面（职工）、政党的一面（激进学生）、寡头政治的一面（正教授），还有市场的一面（视学生为消费者）。在大学历史中，不同的管理模式都曾经盛行过。在波隆那大学，最初学生拥有对教师的绝对统治；1850年以前，牛津和剑桥大学是教师的行会；20世纪20年代哥伦比亚大学还在尼古拉斯·马雷·巴特勒君王的统治之下；现代社区学院是提供消费者需要的各种课程的市场。在惠勒校长之前，加州大学几乎可以说是由董事会控制的法人组织，惠勒校长则像君主……不同的成员，其心目中理想的管理模式各有不同：对于董事来说，理想的管理模式是企业式的；对于教师来说，是行会式的管理模式；对于非激进主义学生来说，是市场式的管理模式；对于激进学生来说，革命政党式的管理模式最为理想。”[4]克尔认为，在大部分的时间里，各种团体相互制约，没有哪个团体占绝对主导，所有理想和平共处。当然，即使如此，也常常有紧张的局面产生，甚至出现独裁——但鲜见。校长在大学管理过程中的角色，在克尔看来，是个耍把戏的人或化妆师，或两者都要像。克尔认为，不同类型的大学管理难度不同，稳定情况各异。最稳定的是私立教会大学，其次是非宗教性的私立地方性院校。公立大学因为缺乏共同的宗教信仰和忠诚信念而具有较弱的稳定性，是最为松散的组织。因此，公立大学系统内部各个成分之间的互相尊重与制约最容易被消解。所以，当它实现集权到分权的管理转型时，在提高效率的同时内部冲突也更容易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