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院与科举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分别充当了养士和取士的主角。但在长期发展进程中，为科举服务导致书院的职能与官学重合，甚至完全成为官学的补充形式。随着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书院因无法培养能适应近代化需要的人才而成为社会批评的焦点，改革书院成为一种社会共识。由于书院与科举密切关联，书院改革的进程与科举制度的革废亦是息息相关的。 一、科举改革滞后——变通书院失败的内因 在清廷文教政策的引导之下，书院逐渐沦为教授科举之学的应试机构，使其长期以来形成的教授“有本之学”、培养德业双馨人才的传统逐渐丧失。自清代中叶开始，反对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言论不绝于耳，颜元、阮元等不少有识之士更是进行了书院改革的尝试。 至19世纪末，民族矛盾日益突出，发展洋务以实现富国强兵成为当时改革者们的共识。为实现这一构想，他们将教授西学、培养精通“时务物理”的新式人才视为捷径。显然，专门教授科举之学的书院是不能满足这种需求的，对其进行根本性改革已是刻不容缓。 自19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不少有识之士提出了各种改革书院的方案，主要有改书院为学堂、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和创设西学书院等三种。郑观应是最早提出学习西方教育体制，改书院为学堂设想的思想家，他建议根据书院的层次，分别改为小学、中学和大学。胡燏棻、李端棻等人也先后提出改书院为学堂的主张。在科举取士仍以《四书》、《五经》作为主要考试内容的背景下，完全排斥科举之学的学堂很难得到士人和社会的认同，因此，这种方案在当时几乎不可能付诸实践，更遑论大规模推广，但这种方案却为20世纪初书院改制奠定了理论基础。 变革书院的另一种方案是改革书院教学内容、增加西学。这种方案的代表人物是胡聘之，他在《变通书院章程折》中提出“善变书院之法”，即在保留传统学科的同时，将西学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这种变通书院的方案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并试图通过改革科举来引导士人学习西学。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颁布了《礼部议复整顿各省书院折》，要求在科举考试中给予学习西学考生一定录取名额。礼部要求通晓西学的考生参加顺天乡试，特别编列“算学”字号，与其他考生一起参加考试，录取比例为20名中取一名。在朝廷政策的导向下，有的书院开始教授西学。陕西泾阳味经书院时务斋的主要教学内容就体现出中西兼顾的特点，其中的“训诂类”就包括外国语言文学和天文学，并且该书院特别强调数学和物理两门课程的学习。这种方案在部分书院中的采用，使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考课式书院一统天下的局面有所改观。尽管如此，由于朝廷改革科举的幅度相当小，西学考生的录取名额相当有限，而且仅在顺天府一处进行考试，因此，这样的改革对促进书院生徒学习西学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 实际上，在以八股文为核心的科举考试依然是读书人仕进主要途径的背景下，书院生徒根本没有学习西学的动力，以教授科举之学为主的书院根本无法实现教学内容的转变。清末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京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对此有清醒的认识：“然不改科举，则书院势难变通，不筹天算格致，出仕之途虽改课，亦少应者。”（注：吴闿生.桐城吴先生尺牍——答牛蔼如书[M].清光绪二十九年刊本.） 另有不少改革者认为，在科举出仕是士人唯一出路的前提下，创设讲求西学的新式书院是改革的最有效途径，并先后创办了浙江求是书院、湖南时务学堂、陕西崇实书院等。这些书院的教学内容以西学为主，目标是培养近代化所需要的实用人才，已经具备了西方近代大学的雏形。但由于通过科举考试仍然是正途，尽管晚清出现了学习西学的热潮，学习西学者依然不能为朝廷和社会所重视，即使洋务学堂学生的出路也相当悲惨，“上不足以尽所学，下不足以救饥寒”（注：梁启超.饮冰室合集（第一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9.27.）即是他们悲惨生活的真实写照。由当权者主持的洋务学堂学生的待遇尚且如此，这些西学书院学生的出路就可想而知了。 为吸引更多的生徒入院学习，改革者不得不做出某种程度的让步，这些新式书院往往允许生徒通过科举出仕。时务学堂允许学生参加湖南乡试，以求获得工作机会。求是书院不仅在招考学生时主要考察“经义、史论、时务策论”，在教学内容上也兼顾经史策论。这样，新创设书院的培养目标和实际办学效果基本上都与改革者的最初设想大相径庭，不仅要准许生徒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还要教授一定的科举之学，这也反映出科举制度对书院改革有强大的阻碍作用。 维新变法之前，变通书院的各种措施都一定程度地加速了书院近代化的步伐。但总体而言，由于此时科举制度尚未进行相应的改革，书院为科举服务的职能仍有存在的必要。为使改革方案付诸实践，书院改革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屈从于科举制度，这就意味着各种变通书院方案的失败。可见，科举制度改革的滞后是变通书院失败的主要内因。 二、废止八股文——书院改制尝试的有利条件 甲午战争之后，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将中国积贫积弱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教育制度的落后，纷纷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八股取士制度。梁启超云：“八股取士，为中国痼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注：中国史学会.戊戌变法[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344.）光绪皇帝接受了他们的建议，将改革科举作为变法的重要内容，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废止八股文，并对科举考试的具体内容进行了相应调整，西学成为重要的考试内容。这促使全国学风发生了显著的改变，广大士人放弃八股文，转而争相学习西学。“数千万之士人，皆不得不舍其兔园册子、帖括讲章，而争讲万国之政及各种新学，争阅地图，争购译出之西书。”（注：梁启超.戊戌政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4.26.）此时，作为科举应试教育主要机构的书院必须进行相应改革，以满足士人学习西学的需求，从而实现维新派通过科举制度选拔实用人才的设想。为此，康有为上《请饬各省改书院淫祠为学堂折》，请求将书院改制为新式学堂：省会大书院改为高等学堂，府州县书院改为中等学堂，义学、社学改为小学堂。这是清廷在大幅度改革科举制度的条件下所进行的书院改制的尝试，标志着书院改革进程的深入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