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人力资本理论是教育经济学和劳动经济学的经典理论，尤其是构成了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基石。一般认为，人力资本这一概念最早是在20世纪80年代初经由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舒尔茨引入中国内地的。随着市场取向改革的大力推进，人力资本理论对教育收益率的提高，对收入分配向高学历者倾斜，对劳动力的跨城乡跨地域的大规模流动等现象的解释力也在增进。从人力资本的适用范围来看，大量文献将人力资本划分为两大类，即通用性人力资本（general human capital）和专用性人力资本（specific human capital），在经济学范畴中，人力资本存在“专用性”也已经不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了。拉里·嘉斯特德（Sjaasted）开创性地使用“地域专用性人力资本”（location-specific human capital）概念分析年轻劳动力的移民行为[1]。加里·贝克尔（Becker）提出了“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firmspecific human capital）概念，他对企业内部的专用性培训（构成企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和通用性培训（构成通用性人力资本）的经典分析也使得这篇文献成为研究专用性人力资本的基石[2]。但是国内学术界对人力资本理论的介绍和运用基本上都是局限于通用性的人力资本，而对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研究则明显不足。 那么，为什么要选择“专用性人力资本”这一视角研究大学生就业问题呢？首先，大学生的初始专业选择具有很重要的作用，专业选择对劳动力职业生涯中的很多问题，如工资水平、职业定位、行业选择及流动收益都会产生很大影响。因为专业选择表明了教育的职能由通用（一般）性人力资本培训第一次进入到了专用性人力资本培训，路径依赖导致初始专业选择形成的专业专用性投资积聚了基本的职业专用性人力资本，限定了未来可能的职业选择和流动方向。大学生是否有权根据自己的兴趣和能力选择专业首先会对初次就业产生很大的影响：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major-specific human capital）的存在使不同专业的学生就业领域存在差异，也会使同一专业的不同学生（这些学生投资于本专业的数量和质量不同，于是形成了不同的投资存量）在同一就业领域的就业质量存在差异。那么，到底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对大学生就业有怎样的决定作用，“宽口径、复合型”专业调整方式会对大学生就业产生何种影响，这些问题都值得我们研究。另外一个明显的经验感受是，随着大学学历的提高——由专科、本科、硕士、博士层层上移，大学生能够选择的职业范围反而会越来越窄，比如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的就业选择一般会集中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而经济学专业的专科学生的就业选择就比较离散，既可以供职于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以是政府部门、营利性组织甚至通过自主创业成为一个自我雇佣者。这种现象是否也可以用专业专用性人力资本工具进行解释？因为在某一专业领域投资的数量越少（如经济学专业的专科生），其掌握的专业专用性知识技能就越少，选择专业不对口的职业自己的损失就较小；而在某一专业领域投资的数量越多（如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其掌握的专业专用性知识技能就越多，如果选择专业不对口的职业，投资损失就很大。 就业为什么偏好于专业对口 通过把工作偏好和大学专业变量纳入大学毕业生性别工资差异的研究框架，并且利用美国1972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经验分析，托马斯·戴蒙特和保尔·安德里萨尼（Daymont和Andrisani）对十种大学专业的研究结果发现，由于男生和女生偏好于不同的职业角色，并且在大学里通常会选择不同的学习领域作为专业，上述两个变量可以解释1/3—2/3的大学毕业生工作三年后的小时工资差距[3]。这一结果表明，由于以往的文献忽略了存在于工作偏好和大学专业方面的性别差异，导致了对性别歧视程度的过高估计。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贴水（即大学毕业生的平均工资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的差额）大幅度增长：男性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的平均工资差异增加了15～30％[4]。进一步的研究还发现，大学毕业生的收益会因专业的差异而有所不同：平均报酬依赖于大学毕业生在各种专业中的分布情况，而当学生在各专业的分布情况发生变化后，大学生工资水平自然会发生改变。美国在20世纪70～80年代中期专业的分布发生很大变化：从1976年到1984年，商科专业从占16％上升为24％，工科专业从5％上升为占10％，而教育学专业所占比例从17％下降为10％[5]。 杰夫·格罗吉和艾里克·艾德（Grogger和Eide）估计了六种大学专业和读大学前后的能力变化这两个变量对大学生工资贴水的影响，认为不同的专业使大学生具备了不同的技能，天赋能力和大学前教育所获得的能力对大学生工资变化没有影响，而大学期间所获得的知识技能的变化（以专业分布的变化来衡量），则对工资水平的增长具有很强的解释力。甚至当大学生的总体工资水平很低时，不同专业的工资贴水仍然有很大差异[6]。美国20世纪80年代的大学专业分布发生了很大变化，在这期间有大量的学生从低技能专业向高技能专业转移，专业分布的变化导致了将近25％的大学生工资增长。这项研究反映了，不仅大学学位变得更有价值，而且学生正在获得更有价值的大学学位。苏姗娜·纽曼和阿德里安·斯德曼（Neuman和Ziderman）建立回归方程利用以色列的资料考察了职业教育对就业状况的影响。在回归方程中，被解释变量被设定为工资，解释变量为：1.职业类型；2.专业类型（利用八个代理变量反映）；3.职业—专业匹配程度。他们发现，职业—专业匹配的劳动力的月收入要高出不匹配劳动力的9.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