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2004年公布的《广东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体构想》，到2020年珠江三角洲人均GDP将达到18000美元，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5％左右，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50％。这些数字背后的实质是居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这种转变归根结底依赖于教育体系的有效性。对于已经基本普及了高中的珠三角地区，这个有效性主要取决于政府的高等教育公共政策，以及随之而来的高等教育对社会经济文化的适应性和公平性。 一 中国科学院中国现代化战略研究课题组认为，一个区域的现代化进程分为两个阶段[1]，第一次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投资、土地开发、工业化、技术进步、接受移民、城市化；第二次现代化的主要动力是知识创新、制度创新、人力资本和全球化。如果以相关系数1表示完全相关，0表示完全不相关，越接近1相关性越强，2000年131个国家的综合现代化评价表明，大学普及率与人均GNP、服务业劳动力比重、城镇人口比例、预期寿命、生态效益、知识创新经费投入、专利产出高度相关，相关系数分别为0.771、0.681、0.732、0.802、0.620、0.658、0.418。如果以香港的现代化水平为100％，则广东的第一次现代化水平为83％，第二次现代化水平为39％。差距主要表现在知识的创造能力和与知识相关的生活质量。 中国人民大学竞争力与评价研究中心的《中国国际竞争力发展报告2003》认为，人均公共教育支出、青年人工作和学习兴趣、教育体系满足竞争的程度、经济知识文盲程度、熟练劳动力是否易得、20-24岁接受高等教育的比重、有竞争力的高级管理人员、社会价值对竞争力的作用、人文发展指数等是决定国民素质国际竞争力的主要指标。 1990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一个与“经济发展”、“社会发展”不同的概念——“人类发展”指数（HDI），将发展的注意点聚焦在经济发展带来的人的生存状态、生活质量的改变。指标主要分布在收入、寿命和教育三个方面，不仅关注统计平均值的改变，更关注指标在总人口中分布关系的改变，关注弱势群体的个体发展，关注社会进步的底线提高到什么水平。 上述的多个指标体系的共同点是，以人为发展的逻辑起点和最终目的，以高等教育的发展状态作为评估市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的基本参数。改善市民生活质量，提升人的素质是城市化的本意。教育的普及程度决定着城市化的有效规模，教育的高度决定着城市化的可能深度。在珠三角，人口转移进城和产业转型升级同行，农村城市化与城市现代化同行，没有一批高等院校快速而有效的发展，没有强健的高等教育体系支撑，就不会有持续发展的现代城市，也不会有城市的现代化。那么，我们怎样将高等教育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必要性定位细化为操作性指标？以怎样的指标体系评价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发展的协调性？以下几个指标的比对或许能够反映出珠三角地区城市化进程的偏差，也是政府公共政策应该尽快做出调整的明确信号。 一、财政性教育投入占GDP的比例。这个指标反映一个城市整体的、可能的教育状态，政府对待公平与效率、物本发展与人本发展、近期发展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取向。世界平均水平在1980年就达到4.8％[2]，1999年为5.5％。而2003年广州为1.76％，深圳为2.25％，江门为1.41％，珠三角各市以东莞最高，为2.40％。2003年，税收占全国七分之一的广东省这一比例为2.74％，低于全国的3.28％。而台湾地区1986年达到5.5％，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维持在6.5％左右。2003年珠三角各城市公共教育经费的投入大致相当于台湾地区上个世纪50年代水平。广东省统计局发布的《2002年广东人口发展状况》提供了这种教育政策累积的结果，全省总人口中各类人口的比重，按文化层次分布，小学36.45％，初中34.96％，高中11.15％，大专以上3.86％；按产业分布，第一产业45.93％，第二产业24.47％，第三产业29.60％；按职业技术构成分布，智力型劳动者占14.88％，体力型劳动者占85.12％。其中珠江三角地区三次产业构成的百分比为6∶49.15∶44.85，城市人口比重45.38％。 二、2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这是反映国民素质、社会生活质量、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核心指标，也是一个城市财富存量的主要尺度。1995年对70个国家的统计为11.46年，1999年29个OECD国家平均为11.67年。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广东全省为8.1年，平均不到初中毕业年限；市民素质可能是珠三角最好的深圳，700多万总人口中，大专以上学历者仅为56.4万人，占8％；低于2000年90个国家15岁以上人口接受高等教育的平均值12.52％[3]。目前珠三角地区人均受教育年限大致相当于发达国家上个世纪70年代水平。在这种背景下建立的城市，难怪以自有知识产权为特征的自主经济过于弱小，以知识为核心要素的第三产业难以发展，中产阶层难以壮大为城市经济文化的创造和消费主体。 三、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这个指标的实质在于达到一定比例后高等教育的多样化程度。没有质的改变的量的增加，对城市发展不能说有很大的意义。一个城市不可能、也不需要培养大比例的学术精英，充分满足更多市民不同的高等教育需求，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家庭的、休闲的等等，是增加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的基本目的。主要发达国家1970年前后毛入学率达到15％，在1990年前后超过50％。2004年包括广州、深圳、东莞在内的珠三角多个城市接近或超过50％，但办学理念、目标、模式、质量的多样化远没有达到，高等院校的分工合作体系远没有形成，大学毕业生找工作越来越难，很多的岗位寻找合适的人才越来越难。院校的规模扩张如果不能吻合社会的需要，这样的发展很难称之为有效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