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现象往往被看作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推动全球经济的日益融合，是通讯技术的不断推广使得世界范围存在即时的信息联系。尖端科学知识的同质化现象，竞争实力日益通过实行同行评审的国际刊物加以衡量，再加上跨国顾问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咨询建议，所有这些形成压力使得大学不得不被引入一种全球文化的氛围之中。人力资本理论的浪潮导致在世界各地高等教育领域里对“效率”和“责任”日益高涨的呼声，大众化、多样化和分权化的高等教育正在通过共同的模式涌现。与此同时，这种被一位学者指称为“全球性技术文化”(Franklin,2001:247)所产生的源源不断的压力已经导致在某些地方的强烈反应，其形式就是维护当地和本土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提供根基和一种认同感(Friedman,2000)。人们也同样期待着来自中国的这种反应，因为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传统文化遗产；在过去的千百年中，它已经孕育出众多杰出的科学和艺术成就。 国际化通常被认为是大学积极充当媒体，促进具有国际指向的科研、教学和课程变革，接纳越来越多的外国留学生(Knight,1997)。大学国际化往往通过民族国家政府的支持以及与民族文化和教育机构相关的方式加以实现。因此，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及其国际政治关系，对大学的国际化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尽管民族国家政府的作用方式要受到全球化各种力量的制约(Knight,1997;Lingard and Rizvi,1998)。就中国而言，我们把国际化理解成是对全球化压力的一种反应，而且我们有意探索这样一种可能性，亦即中国大学的国际化是否可能对全球学术界形成独特的文化、认识和制度作出贡献。 面对全球化的中国大学 在上世纪80年代早期，中国领导人决定要迈向市场经济，这最终导致中国于2001年被世界贸易组织接纳为正式成员。在此期间，中国经济的发展引人注目，其GDP平均增长率连续20多年保持8%，而且中国在2003年已经成为世界第六大经济体(CreadersNet,06/11/2003)。中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2002年达到7,400亿美元，同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进口国(Ibid)。虽然中国经济仅占世界总量的4%，但是对2002年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却达到17.5%，而且有望对未来的世界经济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Ibid)。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人越来越认识到，高等教育对确保国家劳动力的素质和发展尖端领域的研究具有极端重要的作用。最近几年，高等教育招生规模扩张迅速，已经建立起了大众化的高等教育体系，这对拥有13亿人口的国家而言，的确是巨大的成就。在1990年，全国18到22岁年龄段的人口当中，只有3.4%的人接受了各种形式的高等教育。到1995年，这一比例上升到7.2%，到2000年，该比例达到12.5%(《中国教育统计年鉴》，1999、2002）。最近发生的跨跃式发展特别引人注目，高等教育的招生人数从1998年的115万人增长到2001年的284万人。在2002年，中国已经跨过了国际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最低门槛，即入学人数占同年龄段人口的15%，接受各种形式高等教育的在校生总人数达到1,600万人（《中国教育部(a)，2003》）。这一数字与美国规划的2002年在校生人数1,560万人相当(NCES,2002)。 在上世纪50年代，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在前苏联的帮助下也曾经历过一次快速发展阶段，但那是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限制条件下，通过发展高度专门化的院校来为各个经济部门培养人才。整个高等教育体系自上而下实行严格管理，高等院校或地方教育当局几乎没有什么自主权(Hayhoe,1999:73-90)。今天，中国领导人认识到给予大学一定程度的自由以使其形成自己的定位和作出自己的选择，它们能够更好地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因此，他们采取了与过去完全不同的方法来规划高等教育的扩张。国家颁发的一系列政策已逐渐扩大了大学的自主权，并且终于在1998年颁布了《高等教育法》，其条款规定大学能够规划自己未来的发展(Law,1999)。 中国政府在1993年首次宣布一项重大计划，即给予100所大学显著增加财政资助，其目的是它们能够在21世纪跻身世界一流行列。这一大规模的资助项目，被冠名为“211工程”(Program,1993)。与过去从上面决定“重点”大学并给予其高水平资助的做法不同，在这个项目上政府鼓励大学通过竞争获得精英地位。这种获得认可和重大财政支持的机会，在全国引起极大的震憾，大学竞相根据其在关键领域的特定优势进行战略规划，展示它们能对国家发展做出独特的贡献。在许多情况下，它们特别珍惜过去同各国已经建立起来的历史联系，以及自1978年开放以来建立起来的各种伙伴关系。 在1994年举行的一次全国性会议上，出台了若干鼓励性措施，旨在提高教育质量和更好地利用教育资源。这些措施包括：省级和中央政府共同支持高等教育、把部属专门院校下放给地方管理以及高等院校之间的合并等(Zhou,2001)。大量的合并随之发生，而且几乎所有的合并都导致产生更趋综合化的大学，使其拥有从基本的文理学科到大多数专门领域的知识范围(Yang,2001)。这些合并有效地改变了上世纪50年代在苏联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过于专门化的高等教育体系。当时的体系由十多种截然不同类型的大学构成，包括集中文理学科的综合性大学、理工科大学、培养师资的师范大学以及一系列工、农、医、财、法、艺术和体育等学科领域的专门院校。 位于杭州的浙江大学可能是大学合并的一个典范。浙江大学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已经是中国顶尖的综合性大学之一，但是在1952年遭致分解并变成一所工科大学(Zhejiang daxue bianxiezu,1997)。1997年，它进行了一次大合并，即把当地的一所医科大学、农业大学和政法大学合并过来，而所有这些大学都是在1952年从浙江大学中分离出去的(Chen & Xu,1998)。另一所被合并到浙江大学的是浙江省属综合性大学——杭州大学，其在历史、文学和教育学等学科领域具有很高的水准。这所大学建立于1952年，是在原浙江大学文学系和教育系与一所建立于19世纪早期的著名基督教教会大学合并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Hangzhou daxue xiaoshi bianji weiyuanhui,1997)。如今，浙江大学在中国顶尖大学中排名第五，仅次于南京大学（第四）、复旦大学（第三）、清华大学（第二）和北京大学（第一）。它们是1998年5月被挑选出来的九所精英大学中的五所，而这九所精英大学获得了比“211工程”中其它90所大学高得多的财政资助。1998年5月，中国最顶尖大学——北京大学举行100周年校庆活动，这一活动直接导致了所谓的“985工程”的诞生，这一项目就是专门为资助这九所顶尖大学而设立的(China Education Daily,8/1020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