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美国发展经济学家P.弗里德曼提出“中心—边缘理论”，这一理论后被人们引用于其它的学科，借以解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阿特巴赫先生就曾用此理论分析了工业化国家与第三世界大学之间的相互关系问题。本文借用此名称来探讨与之意义并不贴切的大学的社会地位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问题。 大学真的走进经济社会的中心了吗？90%以上的人可能会回答：是的。的确，必须承认，高等教育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尤其是在知识经济时代。潘懋元先生在1999年就提出：发挥大学中心作用，促进知识经济的发展。他认为，“知识经济时代大学走进经济社会中心是必然的”，“21世纪中国发展知识经济，必然依靠大学的力量”，因此要“积极创造条件，充分发挥大学的中心作用”。[1]上海教科院的张振助先生也认为，“从国际的视角，大学是区域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发动机，是落后地区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2]然而，大学真的已经走进了社会的中心了吗，大学的社会中心地位究竟意味着什么呢，大学是否有能力和有可能处于社会的中心地位呢？到底是中心还是边缘才是大学应有的栖息之所呢？走出象牙塔的大学是在迷失自我，还是在开创一片新的天地？大学中心论问题关系着大学发展的方向，进而直接影响到我们应该建立一个怎样的现代大学制度。 其实，稍加揣摩，我们就会发现，用“社会中心”来对大学地位的描述不仅是不全面的，而且可能是错误的。这不禁使我们担忧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之风气，是功利性的研究还是学术性的研究，为什么有这么多人一直乐此不疲地引用此观点，而不假思索，它反映了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导向问题——功利性的研究。笔者愿借此文，一是还大学应有的地位、身份，二是对当前高教研究的导向撒点清醒剂。 一、大学的“社会中心”地位意味着什么？ 我们可以从三个层面来理解大学的社会中心地位： 一是，大学处于社会诸事物中心领袖的位置，是区域经济、科技、社会发展的发动机，而且这个发动机是惟一的、最强大的发动机。这种观点的支持因素既有理论基础也有数据、事例作佐证。相关的理论主要有：(1)新增长理论：以高等教育为核心的“技术进步”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决定因素。(2)非均衡增长理论：以高等教育为基础的“产业结构更新”是实现区域经济梯度转移的动力。(3)后发优势理论：以高等教育为动力的“创新”是后发优势的关键。这些理论主要是从区域经济的相关理论中借鉴而来，包括前面提到的中心—边缘理论。具体事例以美国最为显著，例如加州的硅谷、犹他州的第二硅谷。而在中国，我们发现，一方面，大学在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起码在目前我们还看不到有关落后地区依靠大学的力量迅速崛起的事例，相反落后地区的大学由于不利的区位发展步伐放缓，在同类大学中的作用日渐式微。因此，我们一方面相信大学具有这样的能力，另一方面不得不感慨大学的作用受其它因素的制约太过于明显。它受政策的影响，受经济发展阶段的影响，受传统文化的影响，等等。大学具有中心领轴的气质却丧失了独立的能力。这是大学所追求的“社会中心”吗，应该不是，充其量这只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众多的发动机之一而已。这是我们所希望的大学吗，应该不是，这只是汪洋中的迷失方向的一条船而已。我们注意到，在谈到大学对区域的作用的时候，首先提到的是对于区域经济的影响，然后才提到对于文化、社会风气的影响。 二是，中心是一个全能的概念。即，大学主动地全能地发挥着作用，姑且称之为大学的万能论。我们知道，大学的功能是在不断增加的。随着社会的发展，大学还会不断衍生出其它的功能。而每一次功能的产生，都是基于社会的现实需要。可以说，社会每出现什么需求，就会要求大学产出什么功能。如果大学真的处于社会的中心，那么应社会要求随机产出新的功能也是它的责任所在了。可是这样一来，大学是否背离了原有的宗旨，迈出象牙塔一去不回头了？同时，大学还必须承担这样一种负担，就是不断地面对着人们对于它不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指责。我国的大学在最近几年来承担了拉动经济内需、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任务，但同时也面临着众多的关于教育质量滑坡的指责。为了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大学包括进入“211工程”层面的高层次大学，新增了大批应用性的热门专业，与此同时却对一些基础学科和专业投入不足，这对于我国大学的长久发展的影响可能是巨大的。博克认为，“虽然满足社会的即时需求可能有它的直接重要性，但对基础知识和认识能力的探求则是一个更为重要的目标”。[3] 根据教育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突出这样一个特点，专家学者们认为教育正在由社会的边缘成为（或走进）社会的中心。高等教育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有新的功能产生，于是有的研究者根据现实社会的状况，提出了一些新的功能，如批判的功能、国际化功能等。由此笔者也大胆地推理一下，这样下去，大学会发展成一个什么样子？高等教育岂不是万能的了，凡是其它解决不了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教育来解决了？教育真的有这么大的神奇力量吗？这样的大学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是否还有本质的联系？[4] 三是“中心”即话语权。对于大学而言，拥有话语权就意味着大学对社会中好的和不好事物具有评价和批判的权力，在处理大学与社会所发生的诸多事务联系中具有选择权和自主权，能够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愿望，同时有选择自己办学理念和办学方向的机会和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拥有话语权比直接服务于社会更能体现大学的能力和地位，更符合现代大学的精神，因此对大学而言也更有意义。这样，大学不会刻意强调直接参与社会服务，而是在保持自身特质的前提下，通过大学所拥有的人才、科技方面的优势，引导着社会发展的潮流。然而，令我们尴尬的是，一方面大学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的重要性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我们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大学拥有真正的话语权了吗？大学是在评价和批判社会现象中彰显了作用，还是在办学自主权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由了呢？尽管大学正在艰难地向自主办学方向而努力，但受行政干预的因素却很大。不仅如此，大学正在沾染上社会上的庸俗习气，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功利场；正在成为体制改革最后的一个堡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