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社会向“知识型社会”的转变，社会对大学的要求和期待不断提高。这是因为大学作为生产和传播知识的机构，提供着社会发展所必需的重要资本——知识。但是，由于大学一直没能充分满足社会的要求和期待，所以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大学危机”和“大学改革”始终都是德国高等教育政策讨论中的热门话题。在此期间，社会各界已提出了多种改革方案，如：市场模式、新公共管理模式、整体财政预算、教学评估、引入硕士/学士学制等，其中部分改革方案甚至以立法的形式或政府重点资助项目的形式得到初步实施。不过，在特多夫（A.Thedorff）等学者看来，这些变化还算不上是“真正改革意义上的变化”[1]。更确切地说，德国的大学始终只是在“对现状进行再生产”[2]。虽然对现状的再生产并不是说改革举措没有带来任何变化，只是这些改变始终没能突破现有的条框。正因为如此，施曼克（U.Schimank）把德国大学改革的现状称为“忙碌的静止”，并把德国大学称为“成功地失败着的组织”（erfolgreich scheiternde Organisation），“成功”是指大学成功地拒绝了改革，“失败”是指大学始终没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和期待。[3] 是什么原因导致大学成功地拒绝改革，并维持现状呢？为什么诸多改革方案无法实现改革目标并最终流于“新瓶装旧酒”、甚至无效流失了呢？本文将通过对德国大学在组织结构和决策机制两方面特点的分析，尝试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找出答案。 一、德国大学组织结构的特点与改革的两难困境 从组织理论的角度来看，大学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独特性，使其明显区别于企业、行政单位以及工会等其他类型的组织。按照闵茨伯格（H.Mintzberg）对组织的分类，大学（和医院一样）属于“专家组织”。[4]它的特点在于其组织活动复杂，工作的知识及科技含量高，需要由受过多年正规教育的专家来操作实施。专家系统是组织的“操作核心”（operating core），其他组织单位如管理部门、技术部门、服务部门等都属于专家系统的辅助单位。作为专家组织的大学，除了“组织结构聚焦于操作核心”这一特征外，还有另外一个结构特征——“分散式结构”（decentralized Structure）。 1.分散式结构作为德国大学组织结构的核心特征 德国大学的组织结构既有垂直方向上的分散，也有水平方向上的分散。 （1）垂直方向的结构分散 德国大学在垂直方向主要有三个层面，从低到高依次为：教授（Lehrstuhl）、系主任（Dekanat）和校长（Rektorat），并且这三者并不处于一般等级意义上的发布指令和执行指令隶属关系。[5]大学的核心工作（教学与科研）由教授及其助教完成，所以他们被赋予很高的自主权。[6]因此德国大学的权力分布结构呈金字塔：最多的权力集中在最低的层面，即教授职位层面。教授直接从政府获得工资及其教职的研究经费。因此教授从财政上不依附于大学的管理层——校长办公室，也不依附于系主任办公室。同时，教授享有法定的教学与科研自由，所从事的活动具有很强专业性，无论校长还是系主任都很难对其进行有效的干涉和监控。而且与西方其他国家大学相比，德国大学教授也享有更大的自主权利。 （2）平行方向的结构分散 大学组织结构在平行方向上的分散表现在大学各院系之间的关系上。大学由不同的院系和研究所组成，基本上都是“自给自足”的工作单位，他们之间以及他们和大学之间的关系都很松散。[7]因此，帕里斯（Paris）把大学称为“并行式组织”（serielle organisation），指出：“大学里各单位之间的主要关系模式并非是相关的交织，而是不相关的并列。专业、系、教授职位（Lehrstuhl）和研究所无论从办公地点来看还是从组织方面来看都是分开的，他们分别独立工作。”[8]布林克曼（H.Brinckmann）也指出，大学的每个单位都独立自主地与外界（学生及相关利益团体）建立和保持联系，具有相对独立的行动能力。[9] 2.分散式结构的优点和问题 基于上述结构特点，维克（U.E.Weick）称大学组织是“松散地联结着的系统”（loosely coupled systems）[10]，有明显的优点也给大学改革造成很多问题和困难。 第一，大学组织的松散式结构方便了不同专业文化、不同价值体系和不同行为理性标准在同一组织内的共存和发展。比如，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有不同的文化，却共存于同一个组织；行政系统奉行官僚式运作规则，专家系统遵循学术领域的行为标准。[11]这种组织结构便于大学各子单位保持其特点和个性，构建了大学的多样性，形成兼容并蓄的局面。 不过，当这些不同的价值体系和理性标准离开自己的“领地”而互相遭遇时，往往会产生冲突。对大学而言，典型的冲突发生在行政管理系统和专家系统之间：专家系统的行为理性标准可以被称为“讨论理性标准”。其特点是：对某一问题（比如改革方案）进行细致入微的分析和讨论，力求找出“最好的解决方案”（one best way），但同时也常常忽视了行动能力和操作能力，而流于“坐而论道”。[12]行政管理系统奉行的是“行动理性标准”。其特点是：不去无休止地讨论问题和寻找“最好的解决方案”，而是尽快选定其中一个可能不一定是最理想的，但却是目前最可行性的方案，并将重点放在该方案的执行和实施上。[13]在改革中，由于专家系统在大学中处于操作核心地位，其讨论理性标准往往势强，所以常干涉行政系统的行动理性标准，削弱了组织的行动能力，以至延迟甚至阻碍改革的实施。 第二，松散式结构令整个组织可以更好感知并适应周围环境的变化。因为大学的各个专业和教席都分别和本大学以外的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共同体（scientific community）紧密相联。他们像是大学分布在外界的多个“感应器”，令大学可以很好地感知周围的环境。同时，因为各个教授办公室和系具有独立行动能力，他们可以视情况需要，及时作出决定，很快适应各自环境的变化，不需为此申请总部的批准。另外，在“松散联结的系统”里，由于各子单位之间只是松散联结。因此整个系统的运作不会因为局部单位的“失灵”而遭受重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