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以洋务运动中洋务派创办的“京师同文馆”为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至新中国成立以前，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已经走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历程，教育论争始终伴随其中。我一直认为，教育史的研究应该开展教育思想论争史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可以看到当时人们在争论一些什么问题，在这些方面积累了哪些资料，我们可以从中汲取一些经验和教训，对现今的教育发展提供一些思考。大体来讲，有四次大的论争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定型和发展有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而且其中某些问题的论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结合不同的问题以不同的面目出现，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几次论争对今天的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一、中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背景分析 中国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教育为世界文化的璀璨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常常令我们引以自豪。到了19世纪中期，中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从发展的高峰逐渐走向衰落，而与此同时，在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日趋成熟并产生了重要影响，资本主义已经进入了扩张时期。以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标志，西方列强用军事和武力的方式打开了中国长期封闭的大门。洋务派疾呼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的局势，他们出于个人和国家利益，利用手中的权势，担负起了“建数千年未有之奇业”的艰难历史使命，中国教育近代化的第一步由此开始。 为了不再承受“屡战屡败”的打击，更为了扭转“泱泱大国”的颓败命运，人们思考并竭力地将思考所得付诸于实践。面对一次又一次的战败，人们逐渐意识到，外国列强比我们强大已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是中国人正视现实的开端。外国列强为什么比我们强大？他们在哪些方面比我们强大？我们该怎么办？一系列的思考接踵而来。魏源认为，西方列强在军舰、枪炮和练兵之法等方面均优于我们，我们要在这三个方面迎头赶上，靠自身已是力不能及，列强的技术优于我们，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拥有培养这种技术人才的教育；反观我们的教育，我们读了两千多年的“四书五经”，搞了一千多年的科举选士，注重的是道德修养，培养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续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治术之材”，科技知识向来被视为“奇技淫巧”，中国的传统教育没有培养技术人才的土壤。“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一声呼唤，是中国近代教育发展最核心的动力所在，要摆脱任人宰割的命运，必须向西方列强学习，最简洁的途径就是通过教育培养人才。 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始终体现了国人向西方学习的尴尬境遇、矛盾的心理和痛苦的抉择。西方资产阶级的现代文明是在外国列强船坚炮利的威逼下、在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传入中国的，而中国传统教育是在自身已经从辉煌走向衰败的条件下迎接挑战的。这在中国人的心理上造成极其严重的困惑或焦虑。当时，勇敢地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先进中国人，也只承认中国只是“技”不如人，而“道”仍高于人；只是“用”不及人，而“体”仍长于人。在抵御列强入侵、反对外敌侵略的同时，又要拜外敌为师、向列强学习；不反对列强侵略，中国将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不诚心向列强学习，则无力御敌，也无法实现富国强兵的愿望。不清除封建文化教育对近代化的束缚和干扰，又怎样继承发扬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这一对矛盾是相互交织在一个发展过程中体现出来的，在教育近代化的历程中，我们做出的所有选择，都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无不打着矛盾交织的烙印。 二、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发展中的几次论争 在风云激变的近代中国，人们思想上的波动相当剧烈，中西教育、新旧教育之间的撞击和冲突比比皆是。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来推动中国的发展？用什么方式和手段来培养？面对这些问题，人们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大体来讲，在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中，有四次论争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矛盾发展的主线，凸显出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成型轨迹。 1、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之争。 京师同文馆是洋务运动时期由朝廷直接开办的第一所具有高等教育性质的新式学堂，最初以培养外语人才为主。在开办的过程中，国人逐渐认识到自然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866年，以奕訢为首的洋务派奏请在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招收满汉20岁以上的科举士人学习天文、算学知识，从而使洋务教育由语言方面扩大到了科技方面，这使得顽固派再也忍无可忍，以倭仁为首的顽固派向洋务派发起了猛烈抨击，论争由此爆发。 京师同文馆开办之初，1/2以上的课程是“四书五经”等传统科目，40％的时间用来学习外语，分语种聘请洋教习，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当时中国外语人才的需要。这些属于语言类的“雕虫小技”，顽固派尚能一笑哂之。1866年12月，奕訢在奏请于京师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时说：“因思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现在上海、浙江等处讲求轮船各项，若不从根本上用著实工夫，即习皮毛，仍无俾于实用。”[1]拟招收正途出身的五品以下满汉京外官员，以及少年聪慧的秀才生员到馆学习，延聘西人在馆担任教习，以期于天文算学能“洞彻根源”，学成后委以重任，希望中国从此能走向富强。此建议一经提出，朝廷内外的非议蜂起。自古以来，“重义理轻艺事”是传统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支柱，封建统治者藉此来维持“劳心者”和“劳力者”的界限，也藉此奠定了传统教育的根基。顽固派将天文算学馆的开设视为反对正统教育的“洪水猛兽”，特别反对招收正途人员学习天文算学。大学士倭仁认为，“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为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氛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2]奕訢反驳，“……必有舍中法而从西人为非者，甚至有以中国之人师法西人为深可耻者，此皆不识时务之论也。”他认为图谋自强是当今最为紧迫之事，“识时务者，莫不以采西学，制洋器为自强之道。”[3]时隔半月，倭仁再度上折罢停天文算学馆，他认为“夫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欲谋自强，必得之礼义之士，固不待智者而后知矣”，开设天文算学馆是多此一举，“转致于人才政体两无裨益”。在上谕干预的情况下，倭仁仍认为天文算学只是“末议”，不讲习于国家大计亦无所损。在洋务派和顽固派唇枪舌剑、针锋相对的辩论中，有貌似公允者，以通政使于凌辰为代表，摆出了一副中立姿态，忧虑两派论争会导致朋党对峙，试图平息论争，“夫天文算学本届技艺之末，其果能得力与否尚不可知。而先令臣子别户分门，开国家未有之风气，所失实非浅鲜。”[4]可以看出，他实际上是站在了顽固派的一面。更荒唐而又露骨的反对者则借故天象不吉、久旱不雨，上折请求取消天文算学馆，这一谬论，终于激怒了清帝。1867年6月30日以清帝谕旨“此事毋庸再议”的形式，了结了这场持续了半年之久的论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