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不是做高深学问的地方吗？不是戴着闪闪发亮的学术光环吗？怎么也可以谈论大学产业化呢？这种话题也可属于大学吗？大学精神是怎么回事？产业是怎么回事？产业之四周有没有精神，有没有一种东西可以叫做产业精神？大学精神与产业精神是个什么关系？它们相容吗？ 社会化就是产业化吗？产业化就是社会化吗？大学，核心在一个“学”字，大写的“学”字，学问，学术，它所需要的就是学术空气，还需要别的什么空气吗？神圣的大学依然可以是那样神圣吗？ 一 社会化与产业化 “后勤社会化”由一本名为《走出校门天地宽》的书作了注解，问题的实质似乎成了由校门内走向校门外了，那个校门外才是社会，一走出就走进社会了，从而也社会化了。大学后勤存在的问题就是这样吗？就是从校门内走到校门外？ “大学不应办成一小社会”，这种说法没有把大学划在社会之外。社会是一个复杂的机体，大学这个机构不能像社会那样复杂，如果它除了殡仪馆不办之外什么都办的话，大学无法完成自己的主要使命。所以，这种说法是适当的，贴切的。 问题还不止于此。当大学是个小社会时，还看它如何在运作，它以什么原则和方式在办食堂、办房产、办物业、办医院、办幼儿园……其中，要害的问题是，第一，学校既是相关财产的所有者，又是经营者；第二，采用的基本上是配给制（此处暂且均指公办大学）。 前一个问题的延伸是：学校兼有所有者与经营者、消费者的三重身份，这样，常常就形成自己跟自己做生意、自己赚自己的钱，亦即自己挖自己、自己吃自己的局面，不计成本，不讲效益，所以，这是一块常常能吞掉学校巨额财政，并且是一块不很干净的地方。 后一个问题的延伸是：教职工的许多物质需求，包括子弟求学就业，学校就全揽在身上，且基本上采用了计划经济下的供给形式，还有学生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学校行政当局可以为此类事宜投入大量精力而不得其要领。 大学为什么会留下这么严重的问题？也来源于历史的两个方面，一是彻底的“公”字制度，亦类似于“工农商学兵”齐备的自给自足的公社制度；二是彻底的计划方式，原始的供给制。 这些要害问题，可以用走出校门的办法解决，也并不一定要靠走出校门来解决。“走出校门”与“社会化”这些概念的模糊，使一些学校急着把学校宿舍修到校门口之外去，把教师宿舍修出去，或干脆划出去，更有一些学校不顾国家利益，使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且为未来的校园管理、教师合理流动埋下无穷后患。 解决问题的关键，亦即改革的基本要领在于：第一，将所有者与经营者、管理者、消费者的身份剥离，真正的剥离，而不是若即若离；第二，学校行政当局与教职员工之间，除了工资关系之外，一切补贴予以取消（实即一切衣食住行等行为进入市场而与学校行政无关）。 由于这一改革并未把握问题的要害，改革的初衷似乎只是把关着的门打开，不要管不该管的事，让学校省精力，让政府省钱；结果，“一些学校领导在处理涉及后勤体制、机构调整、干部任免等事项时仍按机关行政单位的习惯做法”[1]，还是换汤不换药。然而，那个初衷并不直接出自学校，学校领导者们要承担的只是部分责任。 这似乎只是一个形而下问题，却主要还是观念问题，思维方式问题。大学后勤改革，更清晰、更准确的说法就是：大学后勤产业化、市场化。这才是要害。 如果真的这样做了，应当可以解决三个问题：学校仍然握有几十年甚至上百年来形成的有形资产，但不必再为师生员工的吃喝拉撒而分散精力从而真正在办大学，做大学问，让大师引领青年一代成为“大我”，此其一；教育成本真正被提到议程上，增强大学提高办学效益的内在动力，此其二；学校因握有所有权，在脱离了经营者身份后，那部分有形资产将成为学校获得可靠财政来源的一个有效部分（在西方某些大学此项收入约占全部效益的（10％～20％），此其三。 在我们分析了大学（或高校）后勤改革的实质应当是产业化、市场化之后，自然地发出疑问：为何大学在后勤这一块主要见诸于有形资产的地方也不愿意提产业化？如果对于大学整个地一般地谈论产业化，岂不是更困难了？为何中国的大学这样忌讳说产业化呢？ 原因在哪里？我们可以说，中国的产业十分落后，中国的产业观念必定十分落后，曾几何时，中国还只知道“农、轻、重”，连商业都不在产业之列，更没有文化产业、科技产业、体育产业、教育产业等相关概念；我们可以说，中国的大学离产业更远，当我们的社会对产业的认识已达到半山腰时，大学才在山脚下起步。至于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做着教育计划的官员，可能还只在山下徘徊，不曾往山顶上望望；我们可以说，高等教育管理者们有更多的意识形态敏感……但这一切，把问题说清楚了？把原因找准了吗？ 为何对“大学产业化”如此敏感、如此反感？为何对大学产业化作了形式的、绝对化的理解？很可能不只是对产业化，甚至对教育产业概念本身即有保留。有作者指出：“把教育‘化’为产业，这是教育本质再度迷失的表征。”[2]“再度”一语，表明教育本质曾迷失过，但并不见关于它的本质何时迷失、以何种方式迷失、又何时招魂归来（“本质回归”）等相关问题的论述。 不过，上述作者毕竟把问题挑得更明白了；教育本非产业，何以能“化”为产业，或者，何以有产业化？这样看来，问题还不在于是否承认高等教育产业化，而在于是否承认高等教育产业观念。也有作者按同样的方式，从另一角度挑明了问题：“教育既然是产业，也就不存在要不要产业化的问题。”[3]所以问题还存在于一个更基本的前提上，不在字面上，而在实质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