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国的高等教育、社会分层与社会公平

      一、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的互动：西方社会的经验模式

      社会分层理论和研究包括通常所说的社会分层结构和社会流动两个基本部分，二者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一般而言，社会垂直流动机会的畅通与否被视为衡量一个社会封闭或开放的重要标志，社会流动率的提高是社会现代化和社会进步的体现。而且，向下流动的比例比起向上流动的比例，是更好的阶层体系开放度指数。

      那么，什么样的人一般会占据什么样的社会层级？换言之，是什么在影响个体的地位获得？布劳－邓肯在这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研究。1967年，他们通过对美国职业结构的研究，绘出了美国公民的个人实现路径图（见图1）：[1]

      

      图1 布劳·邓肯的个人实现路径图

      可以看出，在美国，对个人的职业地位影响最大的是本人的教育（系数为0.39）。同样，日本学者麻先诚对日本高等教育与职业关系的调查表明，英才地位与高学历之间的关系密切：日本英才阶层中高等教育学历者的比率在1911年～1921年、1928年～1941年、1955年～1964年三个时间段中分别占到20%～50%、40%～50%、80%。[2]许嘉猷先生认为，地位获得研究的主旨，是探讨地位取得中先赋力量与自赋力量分别的作用与影响，其基本模型如图2：

      

      图2 许嘉猷的个人地位获得模型

      在这一基本模型中，社会出身和教育显然被作为影响个体社会地位的两个决定性因素。随着科学技术与生产力的飞速发展，社会分工专业化、知识化水平日趋提高以及社会系统从封闭走向开放，社会成员的地位身份界限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取决于个人的专业知识与技能的拥有量。因此，不论是对于社会上层成员要防止他们的向下流动而言，还是对于社会下层成员要实现他们的向上流动而言，都必须在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上取得优势。新韦伯主义认为，职业秩序是决定社会分层的最重要来源，而教育以及由此获得的技术专长是构成封闭过程结构化的重要因素。

      既然高等教育对个体地位的获得、对社会流动的促进有着积极的影响，那么我们反过来要问：社会分层对于高等教育有无反作用呢？换言之，不同社会层级的成员，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否平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成为西方教育不平等社会学研究的主流，并先后产生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论成果。布劳－邓肯模型已经清楚地表明，父母的教育水平和社会经济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下代的教育水平获得，沿着这一分析路径的大量后续实证研究得出了大体相似的结论。此外，中层的理论解释还包括海曼等人的“文化态度和价值体系的阶级差异”论、马科斯等人的“家庭教育气氛”理论、伯恩斯坦的“社会语言编码”理论，以及布迪厄的“文化资本”理论等，这些理论阐述表明，阶层之间的诸多特征差异，如价值态度、家庭氛围、语言习惯、文化资本等，都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阶层的自我封闭性和社会流动的困难。尽管在现代社会中，教育因素已经成为社会垂直流动的一个重要手段，但阶层出身的不同还是会影响到个体的受教育水平。需要指出的是，在各种阶层差异中，经济差异是最外显的特征，它不仅是影响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重要因素，也是影响不同阶层子女接受不同类型、不同层次高等教育的重要因素之一。而且，经济因素远不止具有这种显性和直接的影响，它通过不同经济阶层教育资源、学习条件、学习时间等方面的差异，在更深广的层面上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产生间接影响。尤其是当这个社会处于贫富差距扩大，甚至是两极分化的时候，考虑高等教育与社会分层之间的互动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因为它直接关系着社会结构是趋于分层的凝固化还是层级的流动化，关系着社会的良性秩序与长期稳定。

      二、转型背景下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的作用

      在改革前的中国，分层是在再分配体制基础上通过自上而下的过程建构的。社会成员首先被划归为农业人口和非农业人口这两种身份之一（两类身份都包括劳动力及其抚养的人口），它决定了个人对社会资源的某种占有或使用关系及其方式，构成了当时中国社会分层结构的最基本特征。这两种身份群体之间存在天壤之别：一个由国家“包”下来，拥有“铁饭碗”——商品粮供应、正式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以及相应的一整套福利政策，而另一个则完全没有这一切。这种社会分层结构的本质，是国家依靠对社会资源的绝对控制来影响和决定个人的社会地位。因此，这种分层机制下的高等教育，对于城镇非农人口来说是没有什么作用力的，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承袭父辈的社会地位。但对于农业人口来说，高等教育却是其能够实现向上社会流动的重要机会，只要能升学（包括进入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就意味着身份的质变——脱离农业身份，获得非农身份，并因此得到国家赋予的社会地位以及相应的社会资源。而且相对于其它途径，如获得“农转非”指标、参军、招工等，升学还是唯一“公平”的手段——至少在理论上它对所有人都是开放的。

      改革之后，再分配体制逐渐向市场体制转型，国家放松了对社会资源的控制和垄断程度，原有的那种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制度安排体现国家权威的社会身份体系遂逐渐分化，其发展的趋向就是西方社会市场体制下的分层模式。帕金认为，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级分层有两种理想模型：在社会主义改造时期，政治稳定和控制问题居于主要地位，从而导致报酬体系由意识形态确定，社会分裂为一个统治精英与非结构的、原子化的大众，可以视为无阶级社会；而在改革后，政治稳定和控制问题让位于与经济和技术进步相连的问题，白领和专业集团的声望和报酬随之提高，报酬体系与经济理性和技术效率相联系，社会接近于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的阶级体系。[3]这一结论未尝不适用于中国。虽然撒列尼等人开创的有关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期精英循环与精英再生产的研究，得出了不太一致的结论，虽然倪志伟针对中国提出的“市场转型理论”被认为失之简单与武断，但可以肯定的是，中国的社会分层体系越来越趋向于现代性。陆学艺等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就提出，现阶段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个社会阶层，其形态是接近于中产阶级社会形态的“洋葱头”形。[4]

      在这种转型背景下，我国的高等教育对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作用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彰显，越来越显现出与西方社会经验模式的极其相似之处。刘精明运用历史事件方法，以实证资料研究论证了在我国体制改革的不同时期，不同类型的教育文凭资格对人们流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进入中高级白领职业阶层的教育标准在改革过程中经历了由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向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再向正规高等教育逐步强化的过程。[5]刘慧珍指出：“无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也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与职业方面，都遵循了正相关的规律。”然而，前文指出，在市场体制下，社会阶层的差异又会反作用于高等教育机会的获得，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为社会上层通过教育体系来强化自身的优势地位并实现阶层的自我封闭和自我循环。那么，如何扩大社会下层成员的高等教育机会，提高其受教育水平，从而帮助其从社会弱势地位实现向上流动，成为一个关系到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问题，需要认真地分析与对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