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学校教育和社会生活中，考试的影响无所不在。从学校招生、学业评价到国家录用公务员，从行业性执业资格或专业技术资格的认定、职业技能鉴定到外语水平或计算机等级的区分，考试的应用范围不断扩大，考试在测量、评价人的知识与才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现代考试类型虽然繁多，但追本溯源，其原生态则为古代中国的选官考试。 一 古代中国的考试，无论是学校考试还是国家考试，均以选拔官员为首要目的。先秦时期，西周的大学就承担着选士功能。 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创立，使中国进入了考试选拔官员的时代。科举逐渐成为古代教育的重心，考试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因子。科举考试寓古代文官考试和古代各级教育考试于一体，对我国文化、教育的历史演进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明末清初特别是近代以降，在西方学者的印象中，科举考试成为中国文化与教育奇特性的一个典型表现。1922年，英国大哲学家、思想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论述“十九世纪以前的中国”时曾指出： 中国文化有几个普遍的特征。在这里我只选择最重要的几个：(1)文字由表意符号构成，而不是用字母；(2)在受教育的阶层中孔子的伦理学说取代了宗教；(3)政府掌握在由科举制度选拔出来的文人学士而非世袭贵族手中。 如果没有这项制度（引者按：指科举制度），那么文学性的、非迷信的制度比如孔教恐怕就无法维持这么久。（注：（英）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58、33、34页。） 罗素的见解是深刻的。他不仅透过文化层面看到中西传统文化的一大差异——考试选拔官员，而且对于科举考试的演变、地位和影响作了理性分析和颇为公允的评价。罗素认为： 中国的知识分子与别的国家迥然不同，占有其特殊的地位。中国的世袭贵族已消灭了两千多年了，执掌政权的都是考试中的获胜者。这样，受教育的人就掌握了别的国家贵族所掌握的势力。 科举制无论是好是坏，它对中国文化的影响相当深远。它的好处有：造成一种尊重学问的风尚；取消了士大夫阶层；选拔出来的人都是勤学者；虽有异族用武力征服中原，但中国传统文化却得以保留。 虽说科举制度比起任人惟亲、行贿、以叛乱胁迫等要优越得多，但仍然有它的缺点。科举制完全以经书和纯粹文字为基础，没有创造性。中国的科举从明太祖朱洪武（1368-1398年）到1905年被废止，其间一直没变。废除科举是近代中国改良家的一个重要目标。 不管怎么说，如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许多东西一样，科举制必须淘汰，以适应新的形势。（注：（英）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58、33、34页。） 是什么因素导致利弊并存的科举制“必须淘汰”？如果说是科举考试制度自身存在的缺陷使其不能适应选拔人才的要求，那么这种“危机”在历史上早巳出现，而科举选士却一直延续一千三百年之久。实际上，有关科举存废问题，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至清乾隆三年（1738年），历代王朝最高决策层曾有过六次重大论争或改制，其结果还是采用科举制。即使是深为后人所诟病的八股考试，其实行之初，亦非尽为弊制。“若八股作为一种现代体制，则具备了他（引者按：这里系指《中国问题》所引述的李文彬）所说的一切弊端。但在十四世纪，若要想出一个取而代之的良策，人们发现这个方案并非全无可取之处。”（注：（英）罗素：《中国问题》，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2、58、33、34页。）就在晚清改良家们积极谋求改革科举弊端之际，西方法、英、美等国则借鉴科举公开考试、公平竞争、择优选才的文化精神，先后实行近代文官考试制度。 科举流弊的加深，是晚清改革和废止科举考试的重要原因，但不是惟一的决定性的因素。从文化因素来考察，正是在鸦片战争后，西人东来、西学东渐这一“四千年来未有之创局”的巨大冲击下，科举考试连同儒学、传统教育体制，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深重的危机，由此激发一次又一次的教育改革运动，最终导致科举制在上个世纪初退出了历史舞台。 晚清著名政论家、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先驱王韬，在《弢园文录外编·变法中》曾发出“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的呼吁。王韬把取士制度与学校教育的改革视为变法自强的两个重要方面。在《变法自强中》篇，他提出：“欲得真才，必先自废时文始”；“以有用之时，讲有用之学”。同一时代的有识之士，如冯桂芬、郑观应以及洋务派官员李鸿章、沈葆桢、张之洞等人，都提出了变革科举考试内容、兴办新式教育的建议。1887年乡试设立算学科，成为晚清科举改革的开端。但总的说来，受封建统治阶级内部守旧派和社会习惯势力自发而顽强的抵制，十九世纪后半期，科举改革一波三折，成效甚微。 由于科举考试具有广泛的社会控制功能，它不可避免地对学校教育产生直接影响。在科举考试内容、选士方式没有实质性改变的条件下，广大读书人的文化知识选择与价值取向依然以传统儒学为依归；不仅传统官学、书院处于科举的附庸地位，外语、军事和技术等各类洋务学堂也受科举选士的潜在制约。晚清政府倡办洋务教育多年，应者寥寥，生源匮乏。即使提供优渥的入学待遇，士人仍视学堂为畏途，而孜孜于科举功名。历经长期反复的社会政治、文化之激烈冲击后，清政府不得不实行“新政”，科举制度才真正进入改革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