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历史很悠久,对高等教育下的定义也很多,但一般而言,现在大体认为专业性和高深性是其基本特征或内涵。薛天祥先生主编的《高等教育学》说:“我们认为,高等教育是完全中等教育后的专业教育。”(注: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6.)因而他认为高等教育的内涵有三点:(1)建立在完全中等教育基础之上的;(2)是一种专业教育,即按专业类别培养人才的活动;(3)是学术性与职业性有机结合的教育。(注:薛天祥.高等教育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57.) 这种见解,基本上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3年11月第27次大会上确定了高等教育的一个定义:高等教育包括由大学或国家核准为高等教育机构的其他高等学校实施的中学后层次的各种类型的学习、培训或研究培训。(注:郝克明.当代中国教育结构体系研究[M].广东出版社,2001.228;卢晓中.高等教育:概念的发展及认识[J].高教探索,2001,(3).)当然,也增加了一点新内容如“学术性与职业性有机结合”。 一般而言,这类高等教育的定义,反映了现代的含义,但也只是国家制度和职业特征上的现代含义。用这种概念去认识高等教育,是不确切的。 笔者认为,对高等教育的概括,也许不能完全用一个定义来表达,但可以从四个层面来刻画或概括。第一个层面是理念层面的安排;第二个是功利层面的安排;第三个是管理制度或身份制度层面的安排;第四个是作为某种生活方式层面的安排。四者之间不见得截然分明,相互之间也有一定的融合、渗透,但一方也不能完全包容另一方。在实体的机构和行为上,有的是溶于一校,但各自侧重不同;有的则实体上各异,界限分明。 一、作为理念安排的高等教育 当布鲁贝克把“高深学问”作为高等教育的哲学概括,已经表达了高等教育作为理念安排的部分性质。高等教育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是作为与世俗世界和现世信仰世界相对分离的“象牙之塔”中的活动和行为,可以说是一朵开花不结果的智慧之花。从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数的探究而对想以此学问谋利意向的排斥,已表现出高等教育超脱尘世的理念安排的特征。如果说教会曾是现世的精神统治机构,那么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西方的高等教育机构,则是不追求各种当世功能的,尽管它也在封建王侯和教会主教的羽翼之下。(注:[英]阿什比.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M].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12.) 比较一下的话,可以发现中国古代是缺乏理念安排性质的高等教育的。早在孔子那里,很世俗的“读书做官论”或“禄在其中”的读书论,就已经是主流价值观了;即便后来的书院,属于非官方系统,但内容、精神上也没有超出官方孔孟之道的范围。 “理念”在柏拉图那里是“本质”、“完美”的本体,也引申出“理想”的含义,所以表达了对现实的超越。这种超越表现出了一系列特征。 首先,高等教育还不是专业性或职业性传授事务,而是精神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内探究和交流性事务。春秋时代,私学归各个学派自行举行,这与古希腊各学派自己招收门徒差不多。但在中国精神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的特征不强,而利益共同体或政治共同体的特征较强。例如,中国的私学中传授的成分大,而古希腊则是相互探究切磋的成分重;中国的私学中,如孔子的私学,已有课程的明确分类,而在苏格拉底的那里是看不到课程分化的,是各种学派以本学派自己的假设和规范,或者就是以各自感兴趣的问题,参与进来共同研究或探索,所学内容以学派的自己的标准和兴趣而定。所以,在孔子的私学那里,已有明确的师生分别,而在古希腊的各学派的高等教育中,更多的是团体成员或伙伴之间的分别。这些不同,集中反映在教育目的上的区别。在孔子的私学那里,培养什么人是明确的行为目标,是用以调整教学、教育行为的最终校正器;而在古希腊的一些哲学学校中,并不具有这种明确的教育目的及其最终的校正功能,明确的目的倒是所要探究的真相、真理之类,或者形成智慧之类,所以在这种教育中出现“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这样反教育目的的学生,是一种正常现象。例如,色诺芬对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对柏拉图,都是弃师学而另立门户。 其次,精神共同体或学术共同体内的活动或行为,不以日常的经验常识为学习和传授的内容,而以探究超越日常经验常识的对象和内容为目的,也不以为现实服务为宗旨。“在毕达哥拉斯那里,首次发现数学的兴趣主要并非听命于实际需要。埃及有一些数学知识不过为了建造他们的金字塔和测量地亩,希腊人开始研究这些东西,用希罗多德的话说,是‘为了探索’”。(注:[英]罗素.西方的智慧[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21.)这就是说,当时出现了超越“实际需要”而“为探索而探索”和“为学习而学习”的理想主义的广阔视野。这在中国古代是不多见的。这一点,到牛曼那里,还得到了坚守:“大学理应来者不拒,没有忧虑,没有偏见,没有妥协,只要他们是冲着真理而来”,(注:[英]牛曼.大学的理想[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4.)还说:“大学是国民追求真理的中心”、“真理是很多头脑在一起自由运作的结果”、“大学是一个推动探索,使各种发现得到不断完善和证实的地方,是使轻率鲁莽也变得无伤大雅,使错误通过思想与思想之间、知识与知识之间的碰撞暴露于众的地方”。(注:[英]牛曼.大学的理想[M].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2.)这种不以培养什么人为重心,而以探索为本、以真理为本的高等教育理念,蔡元培之前,中国就没有过;即便有,也从没有成为过主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