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明采借：大学“国际特性”的生成 文明间的相互采借与大学发展息息相关。文明间的相互采借就其实质而言是指全球背景下不同文明间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与学习，不同文明间的相互采借既是古代高等教育发展的真切轨迹，同时也是现实社会中久议不衰的永恒话题，大学从其产生之日起，便具有“开放性”和“国际性”的典型特征。如果我们对大学国际化的纵向脉络稍加梳理，就会发现，高等教育的国际化和全球化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多元采借。从古典文明起源到中世纪大学的产生与发展，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等地均出现了不同形式的“大学”，此时，大学的“开放性”和“国际化”一般都表现出本土、采借、渗透、多元等特点。埃及作为东方文化的璀璨明珠，在吸收了苏美尔文化的同时，逐渐成为学术发展的重镇。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和卡尔纳克神庙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梭伦、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柏拉图等希腊学者横跨地中海到埃及游学。泰勒斯通过到埃及旅行，把几何学引进希腊，推进了几何学的发展；毕达哥拉斯在埃及学习达10年之久；德谟克利特曾赴埃及、埃塞俄比亚等地，漫游了地球的绝大部分，探索了最遥远的东西，看见了最多的土地和国家，听见了最多的有学问人的讲演[1]。 希腊作为世界哲学的摇篮，在国际文化的交流史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尤其是雅典大学，在希腊文化向东西方传播的几个世纪里，铸就了辉煌的成就。文明世界的人们把希腊当作学问的圣地来崇敬，这种崇敬从每一个国家、特别是东方各国引来了学生[2]。他们参与希腊的智慧活动，并把希腊文明带到世界各地。坐落在尼罗河口的亚历山大大学，是希腊化时期马其顿的帝国大学，也是世界文化、经济发展的又一中心。作为学术中心的亚历山大博物馆从世界各地招聘人才，世界各地的有识有志青年从四面八方汇聚于此，有资料显示，在有些时候，聚集在博物馆的学生达万人之众，亚历山大里亚的学术盛况空前。各古典轴心文明间的游学，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 古典时期的“大学”是各古典文明互相采借的结果，中世纪后欧洲大学的普遍创立仍然是国际文化交流的产物。众所周知，阿拉伯世界的“赫克迈”、“迈德赖塞”对欧洲中世纪大学和印度本土性高等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而当英国的学者们不满于法国巴黎大学的迫害愤而“出走”时，一所新的大学——牛津大学在不列颠产生，而德国的布拉格、海德堡等大学则成为法、意大学的“混血儿”。大学的国际属性恰为“文化传播学派”的学者提供了文化的定义——文化是“从创造点到接受点的过程”。文化作为一系列元素和特质的集合“从一个社会传递到另一个社会，从一个区域播散到另一个区域。”[3] 第二阶段：一体化时期。如果说古典、中世纪时期的大学发展史是一部各轴心文明间交流史的话，那么，近代大学的发展史则是一部西化史。以1810年的德国柏林大学创建为标志，各国大学出现了学习、模仿、趋同、一体化的趋势。这一进程，主要体现为两个中心的交互影响和转移。十八、九世纪，在法国大革命和启蒙思想影响下，德意志民族开始觉醒，德国新人文主义者费希特、洪堡和斯莱尔马赫等人在国难当头之际，创办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型高等教育机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开办伊始，便体现出与传统大学截然不同的大学精神：自由、独立、为“科学而生活”。在这种全新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下，德国大学很快发展为世界学术的中心，东西方世界的学者纷纷踏访德意志，称德国大学是人类的“精神故乡”。以美国为例，从1815年四位美国青年第一批赴德国大学学习起，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约有1万多名美国青年到德国大学学习，斯来尔马赫、费希特、洪堡等新人文主义者给他们以极大的影响，他们把德国大学的学术精神、自由之风和讨论方法介绍到美国，其中，最成功的例子莫过于1876年创办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并在其创办后的几十年时间里，成长为享誉国内外的著名大学。1877年日本组建近代第一所新制高等教育机构——东京大学，日本近代大学的组织机构、管理模式和办学理念无不与柏林大学息息相关，讲座制也成为它的盖世杰作。在柏林欧风的狂飙突进中，蔡元培在北大倡导改革，北大“学术自由、兼容并包”校训的提出也是德国大学理念影响的产物。 不过，一个世纪后，柏林的“欧风”渐被二战前后的“美雨”所涤荡。随着美国经济在世界上霸主地位的突显，其高等教育快速挺进，成为世界学术发展的中心。从历史上看，1862年颁布第一《莫里尔法案》，后又经过《哈奇法案》、第二《莫里尔法案》等，美国先后在各州建立了70多所赠地学院，“威斯康星”之火燃遍美洲与世界。从20世纪初始，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美国大学社会化、职业化、大众化、市场化轮番登台亮相，领导了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主潮。日本战前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德国教育观，转为战后教育与职业相结合的美式教育理念。在美国的影响下高等教育概念的内涵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第三阶段：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渗透与立足本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面对西方科技教育所造成的人性缺失和西方文明现代痛的滋生，世界高等教育呈现出本土回归与多元发展的趋势，大学间的互动和交流也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方面，大学问的相互交流、采借和融合都得到空前加强；另一方面，人们也不断反思和追问：“何谓大学？”“大学以何存在？”“大学精神何在？”有人认为希腊是理性的故乡，去欧洲寻访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有人提出在大学人文教育的迷茫之后，高等教育要向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寻求智慧，可谓见仁见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