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关照才是平等” 记者：去年和今年，教育部先后颁布并开始实施《民办教育促进法》、《〈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和《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提出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要协调发展。但实际上，我国民办高校的发展还远不尽如人意。面对这种情况，各位认为民办高等教育要在中国获得健康发展，目前最关键的是什么？它需要什么样的制度环境？ 唐安国：政府的出发点是要从立法的角度支持民办教育，目前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相比差距还很大，因为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有一个过程，不能急于求成。毕竟这些法律出台时间还很短，但若干年以后，我相信我国民办高等教育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发展。 我认为现在的关键是时间、是推动。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一打纲领比不过一个实际行动。现在纲领很多，讨论也不少，但真正需要的是推动。我认为“西安现象”是民办高校发展中一个特殊的现象，除了人均GDP对民办高校分布有影响以外，“氛围”对于“西安现象”的形成有很大影响，有一批热心于民办教育的领导者、管理者或实践家推动了西安民办教育的发展。所以，要有人来操作、来推动，光停留在宣传和立法层面，没有人去做是不行的。还要培植市场，要有人去理解这个市场，运作这个市场。当前，就像我国的民营企业一样，民办教育事业也需要领军人物。 另外，我从西安的民办教育有关法规中发现，民办高校发展主要的问题在于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两个平台的差距太大。所谓“平台”就是公平交流和竞争的地方，尤其是师资问题。教师可以到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任教，身份都是教师。什么时候能把师资的不公打破了，民办教育的发展就差不多了。现在评价民办学校看重教师数量，但很多教师不愿意到民办学校去，所以要营造一个好的教师市场，让教师可以相对自由地选择。这个市场的背后就是保障，教师在民办学校得到的保障和在公办学校相同，或者没有多大的差别。这不是一所学校能做得到的。西安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了全国的前面。相反，资金不是现在最重要的问题。 当然，要解决这两个问题，还要解决一系列其它问题，如观念、社会保险等。所谓制度环境就是这个意思。我还是比较乐观的。 黄藤：我与唐教授的乐观有同感。我们现在还有信心来办民办教育，就是因为乐观，觉得它将来有前途，有发展。但我现在想谈的是，本来它应该走得很好，但由于人为的原因，使它前进的道路很泥泞，把一个能迅速达到的目标变得很漫长，而希望的光芒离得很远。有时候我们呼吁或者阐述我们受到的压力，是希望让它发展的空间更好。 就像我在会上说的，在公办教育发展了50年以后，我们才倡导民办教育发展；在别人已经成年以后，我们才希望一个初生的婴儿。这时候就要对这个“婴儿”有更多政策上的关护和关照。但现在有一种所谓的平等对待，一开始就把一个婴儿和一个成人的要求放在同等程度上，以此评判民办学校的教师和学生，认为他们质量差；以此看民办学校的社会责任感，认为它们为社会贡献的还不够多。这引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包括师资、学校经费、学生质量和办学层次。现在貌似平等的要求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而特殊关照才是平等的。民办教育和公办教育实际上并没有享受到公平的待遇。 实际上，发展到一定时期，民办学校可以办得比公办学校更好。公办教育解决的是最公平的普及性的教育问题，而私立教育解决的是优质教育的问题，要求就是要高一些，当然今天还不是这种情况。 我认为，将来民办教育的发展还是会从几个层面上来满足社会需求，一是普及义务教育，一是为高等教育大众化做出量的贡献，还有就是拾遗补缺，关注政府力不能及的地方，因为它很灵活，可以包括社区、老人、学龄前儿童和失学儿童的教育。 “民办”更能适应现代大学制度 记者：高等教育是关系国家竞争力的重要部门，政府投入是目前我国大学发展依赖的重要资源。在民办高等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政府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 黄藤：政府主要有两项职能，一是制定公平的政策，或者在某一阶段有所倾斜，用政策来引导；二是教育本身是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有义务投资，经费切分也属于政策问题。政府就这两项工作，其它都是学校的事情。 现在法律已经写清楚了，政府要向民办教育投资，设立专项资金，我认为政府已经想清楚，民办和公办都是教育，手心手背都是肉，但却缺少实际行动。 唐安国：上海市政府已经提出每年拨款4千万元给民办教育，设立一笔常用经费。 黄藤：那上海走在了前面。我希望政府还是通过立法来确定经费的具体数字。像上海的4千万元是根据什么得到的呢？是根据民办学校接受的学生数量，还是根据政府投资教育的总额在公办、民办教育之间的切分呢？ 唐安国：教育是社会公益事业，政府还有一项职责就是，对涉及到政府或全社会公共利益、但老百姓不太重视和感兴趣的部分，政府来“买单”。比如现在有些专业的学生少，政府又觉得很有必要，就可以设立奖学金，谁读这个专业，政府就来买单；或者谁毕业后到贫困山区工作，政府来买单；贫困山区学生有经济困难，政府设奖学金。这些做法都是因为教育带有公益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