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过度是西方教育经济学一个重要的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提出后已经有20多年的研究历史。近几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超前跨越式发展，大学生就业问题日益突出，我国高等教育是否存在教育过度，也成为学术界广泛关注的一个热点，高等教育过度到底是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还是一种假象，笔者试对此进行实证分析，以求教于方家。 一、何谓教育过度（注：对于这个术语(over education)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翻译，主要有教育过度、教育过量、过度教育、过量教育等几种，本文认为使用教育过度这个概念较为合适.），理论的追溯 要想分析我国是否出现了高等教育的教育过度，必须厘清教育过度的基本理念，这样，所有的讨论才可能是在教育过度的理论框架下进行。据国内相关文献，一般认为，早在1976年，里查德·弗里曼(Richard Freeman)就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提出了教育过度的概念，并出版了后来引起广泛影响的《教育过度的美国人》一书，他在书中对教育过度进行了理论探讨，他认为大学教育的回报率已降至历史水平以下，并导致美国在20世纪70年代教育投资收益率下降（注：李志仁.关注教育过度.高教探索，2000年第4期，第68页.）。对教育过度的研究已进行了20多年，但对于教育过度还没有一个公认的共识。学术界引用较多的是以下几位学者的观点。 一是毕晓普在《教育经济学国际大百科》一书中给出的定义：“一个社会（或个人）拥有的教育超过了它（或他）的所需或所望。”二是约翰·罗布斯特(John Robst)的观点，他认为：“一个人获得的教育超过其职业通常要求的水平，便属教育过量。”三是曾满超(Mun C.Tsang)和莱文(Henry M.Levln)观点，他们提出，出现以下三种情况中任何一种，则可认为是出现了教育过度。第一种情况是接受过同等教育水平的人，其经济地位或收入比以前下降了。第二种情况是受教育者没有完全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目标。第三种情况是工作人员掌握的技能超过了他们所从事的职业岗位的需要（注：曲恒昌.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版，第329页.）。 在将教育过度概念引入中国的过程中，曲恒昌教授认为教育过度的具体表现是：(1)受教育人口的失业率比较高，甚至超过未接受过教育的人口或教育层次较低的人口。(2)受教育人口的专业技能未得到充分利用或就业不充分，或学非所用。(3)高才低用，大学毕业生从事通常由高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高中毕业生从事通常由初中毕业生承担的工作，等等。(4)接受过同一水平教育的人，现今的实际收入要比以前为低（注：曲恒昌，曾晓东.西方教育经济学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329页.）。 二、关于我国高等教育教育过度问题的讨论和争鸣 从关于教育过度的理论回顾来看，尽管不同学者对于教育过度的理解各不相同，但是，其基本意思是非常明确的，即个人或社会拥有的教育水平超过现有职业岗位的需要。从这个意义上讲，接受不同教育层次的劳动力都可能出现教育过度问题，但是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可以发现，大家的学术兴趣主要集中于高等教育的教育过度问题。我国国内关于教育过度的研究，主要的关注点也是高等教育，尤其是作为教育过度重要外在表现的大学生就业难的研究。 1983～1988年，我国高等教育超常规发展，新增高校301所，年递增12%以上，在校学生从62.5万人增长到206.6万人，高校毕业生年均递增13.3%。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大学生的就业难（当时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招生统一分配政策，因此当时称之为大学生分配难）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难点问题。当时，不少地区由政府领导出面，号召、组织企业多接收一些大学毕业生，以储备人才，才使毕业生大都得到安置。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这种情况曾作为政府和企业具有远见以及重视人才而广为宣传。但是眼光敏锐的学者们已经意识到中国高等教育的教育过度问题，他们开始关注西方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过度造成的知识失业（注：知识失业在我国被翻译为知识劳动力失业、受教育者失业、知识分子失业等，指的是受过较高教育的知识劳动力处于不得其用的状态，知识失业往往被视为教育过度的一个重要外在表现.参见拙著.知识失业：一个时代的来临.社会，2003年第4期.），并通过介绍其他发展中国家大学生失业状况来给中国以预警。例如，曲恒昌的《印度的教育与就业问题》(1986)（注：曲恒昌.印度的教育与就业问题.外国教育动态，1986年第6期.），赵中建的《印度的教育制度及存在的问题》(1986)（注：赵中建.印度的教育制度及存在的问题.外国教育动态，1986年第6期.），邓存瑞的《印度受高等教育者的失业问题及改进措施》(1988)，付兴国的《国外教育性失业给我们的启示》(1989)（注：付兴国.国外教育性失业给我们的启示.外国教育动态，1989年第l期.），沈晓敏的《试论日本的学历主义——兼评我国文凭热的功罪》(1989)（注：沈晓敏.试论日本的学历主义——兼评我国文凭热的功罪.外国教育资料，1989年第5期.），邓存瑞的《前车之覆，后车之戒——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中的问题与改革措施》(1989)（注：邓存瑞.前车之覆，后车之戒——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中的问题与改革措施.外国教育动态，1989年第5期.）。另外大家还翻译了一些国外探讨大学生失业问题的作品，如雅诺什·蒂马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新危机》(1985)（注：[匈牙利]雕诺什·蒂马.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新危机.马学宽等，译.外国教育动态，1985.2.）等，这时期大家主要探讨的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印度）的教育过度问题，目的是对当时我国业已出现的大学生就业难进行分析。例如，邓存瑞认为（注：邓存瑞.前车之覆，后车之戒——发展中国家高等教育中的问题与改革措施.外国教育动态，1989年第5期.），印度大学生失业问题的原因之一是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与速度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速度。付兴国在1989年撰文《国外教育性失业给我们的启示》（注：付兴国.国外教育性失业给我们的启示.外国教育动态，1989年第1期.）认为，国外的知识失业，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启示：教育要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发展高等教育必须考虑它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比例，使教育事业与经济发展相适应。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过大或过快，或过小过慢，都将影响经济的发展，也会造成教育发展本身的大起大落。这些学者所持的明显是教育过度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