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一个世纪里，面对招生规模、联邦与州政府拨款以及经济状况的波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遇到了对其运行方式进行调整的挑战。人们普遍认为大学表现出非凡的应变能力——或规模扩张、或发展暂时停滞以及较少时候规模收缩。但是在21世纪到来之际，如何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发达的通讯技术和前所未有的公众评议所带来的巨大压力，成为人们的普遍议题。大体说来，一些学者强调高等教育一些持久特性上的连续性，这些特性包括诸如建基于知识之上的学系组织、教员把学术职业看作行会的心态和学科的导向性影响。[1]然而这些学者也预见到即将发生的变革，即大学能否继续回应变动环境中种种难以应付的需求。 对于大学而言，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是最为重要的。这是一个与大学命运攸关的持久性话题。一个多世纪以来，研究型大学与知识之间一直相互依赖，已经带来一系列可预见但令人沮丧的挑战：人们希望大学校园和教员处在知识变革的前沿，以新发现推进知识领域的发展，或者至少与这些新进展保持同步；希望研究型大学无论是在研究活动还是在课程计划方面，都适当地改变其学术结构、办学实践和资源分配的方式。这些决定意义重大，不仅仅由于它会给全体教员带来影响，还因为鉴于多年的先期投入，如此的变化可能是目光短浅的行为。 在当今时代，大学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是与知识创造和传播实践的变化分不开的。在世界范围内，对专门知识的社会需求日益增长。这一需求超越了学科内问题解决的模式，大学机构外知识生产者数量有了增长，技术应用的传播又使得新的交流与合作模式成为可能。[2]当这些力量被人们所认识时，它们不仅改变了研究型大学的竞争舞台，而且促使人们对于为社会所广泛认可的学术工作、学生学习和职业技能的实际类型重新予以考虑。 知识的学术组织具有一种内在机制，它为历史情境所塑造并处在几种层面的争论中。特别是对于公立研究型大学来说，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的挑战显然与政府立法机关、州协调部门、系统办公机构及其跨校区的分支机构密切相关。问题的涉及面从抽象的知识内容到具体的设备和场地需求，从对数字规划和提出预算的审查到对于权威领域的争论。这些同时是知识的、组织的、经济的和职业的问题。学术知识的管理及其组织结构确保中学后教育的领导者、利益相关者以及研究者对此的关注。本文将在考察学术重构的理论基础之后，作出观念和经验层面的贡献。 大学对变化环境的回应 人们希望大学的学术景象反映出知识的延续与变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学通过扩张获致并维持了其学术上的合法性。它们通过扩大和区分其组织结构，以跟上知识增长和专门化的步伐。新的学系、课程计划和教员职位的创生，向竞争者和支持者传达一种将资源转移到探究新战线上的意愿和能力。保留现有机构也同样重要，因为这意味着大学能够满足社会在固有领域里保存和传播知识的期望。 进入20世纪最后25年，规模扩张这一被广泛视为当然的操作原则不再可行了。各种各样的资源限制伴随着不完善的招生计划，推动大学在可供选择的范围内作出结构性应答，并形成其基本理论。20世纪70年代，大学受到政府财政危机和确保政府稳定这一前提的挑战。80年代在一些州，虽然资金流动有所改进，但大学却因费用螺旋式上涨而遭至批评。人们告诫大学要缩小规模，并像企业与政府组织一样设计成流水线的工作方式，大学立法机关、政府相关部门及其系统办公机构提出削减经费的要求。这些要求和管理规定遭到珍视学术自治者的抵制。[3]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开始意味着结构上的整合，以及有选择地淘汰一些课程计划、学术活动和那些缺乏成效、复制知识或无关紧要的人。 20世纪90年代，人们增强了对大学优先发展的希望。在经济衰弱和联邦把责任下放到州级部门的压力之下，高等教育分配到的州政府预算比例在很多州都有所下降。这导致许多公立大学预算短缺，也使大学充分认识到不能奢望政府给予高额的经费支持。（注：公立研究型大学制定了导致预算增长不现实的规划，这一点是可以讨论的。已有规划预算增长的短缺是一桩与政府资金的实际下降不同的事情。我们来审视后者，从1977～1996年，政府拨款、补贴与合同给所有公立研究型大学的每个全日制(FTE)学生的平均水平没有下降，反而增长了5%。仅仅政府拨款给每个全日制学生就增长了0.73%。这一数字没有反映州际的变动。计算是基于高等教育综合信息调查(HEGIS)和中学后教育综合数据系统(IPEDS)资料的两个财政变量：政府拨款(1986年之后在医院报告中根据变化予以调整）、政府补贴与合同（在1987～1996年的医院收入报告中不能根据变化进行调整，原因是所有给医院的馈赠、补贴与定金总数未计来源，导致随着时间推移可能的贬值和变化）。全日制学生数目是通过全日制学生加上在职注册学生的1/3计算出来的。）尽管一些大学领导人把政府的姿态描述为放弃，并希望把它解释为大学自治的加强，但这样的粉饰却未成现实；借助于协调机构，政府决策者反而通过评估高校的绩效强化了他们的责任要求。 同时，在公立研究型大学的预算中，政府拨款的相对份额有所降低。为了减少损失，大学领导者采取了诸如增加来自学生、校友和私营公司等非政府经费来源的策略。（注：尽管传统思想认为公立研究型大学由于政府资金下降而变成企业型，但来自政府收入的相对份额下降，也可能是因其他收入类型增加而产生。这样一个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不能够被假定，更确切地说它必须在每所大学中得到检验。）一些公立研究型大学以此积聚了自由支配的资源，尽管政府紧缩了预算。与知识变革保持同步的实现，要靠把握增加收入的机会、不断调整学术组织以进行可能的重组和对具有发展前景的学术课程计划给予选择性投资。学术目标开始根据预期市场、比较优势和课题经费的支出与收入得以实现。这些变化使得我们逐步重构了评价大学的平台，大学也依此削减或放弃部分课程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