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提出 “全球化”作为一种理论形态学术话语而被广泛认可和使用，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我国对全球化问题的关注几乎与世界同步，经济学、社会学、哲学和文化学等众多领域都进行了较为广泛的研究与讨论。相比较而言，高等教育对全球化问题反应更加敏锐，这是因为高等教育作为一项具有先导性、全局性的事业，作为一种选择、传承和创生文化的活动，不可避免地受到全球化态势的挑战和影响。如何应对全球化，改革高等教育体制，实施创造教育，培养国际性的创造人才，促进传统创生转化，以及按全球化的时空观重构高等教育，是当代我国高等教育学者、专家不能不关注和思考的战略课题。 过去，我国学者、专家大多数是从微观视角解读中国高等教育活动，而目前转向宏观视角解读中国高等教育活动，是因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任务以及“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在一定程度上全面强化了我国高等教育的国家化行为。为此，伴随着这种发展理念的变革，教育现代化、教育全球化这两种范式相继在我国出现。从历时性角度来看，我国学者、专家群体研究范式的变迁会导致高等教育学术研究本身的革命；从共时性角度来看，我国高等教育学者、专家群体信守不同的研究范式会导致不同学派的产生。所以，无论教育现代化理论还是教育全球化理论，都是我国高等教育应对全球化战略挑战而做出的一种积极回答。我国学者邬志辉认为，教育全球化是以研究“全球—人类”为分析单位，表明的是教育资源的全球流动、教育活动受全球化趋势影响以及各国应对全球化进程的一种教育现象，可以说，教育全球化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衍生的概念，是针对经济全球化趋势而采取的教育应对行动。同时，教育全球化还指各国教育政策的制定越来越受全球共同认可的教育价值观的影响，关注人类共同未来的发展与命运；各国教育活动的开展越来越倾向于使学生获得理解国际复杂系统的能力，形成全球概念，学会共同生活。从这个意义上看，教育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教育的消失，相反，全球教育一体化使我国的高等教育有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在世界舞台上展现的机会。 当前，中国高等教育对教育全球化的关注，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还是一个实践问题。这是因为，教育全球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挑战，不仅包括具体层面的我国高等教育现状的变革，而且包括抽象层面的我国高等教育理念的提升。为此，我们经常思考着这样的一个问题：教育全球化究竟是我国高等教育应该努力实现的教育理想，还是我们可以利用的一个历史机遇？其实，这正是我国高等教育学者、专家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整体需要层面深入剖析教育全球化的结果。教育全球化不是一个完成的过程，而是一个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今时代的教育全球化进程，向我国高等教育传递的是一对相互矛盾的信息，它一方面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另一方面给我国高等教育带来了相当大的竞争压力和困难。为此，我国高等教育不仅要承担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持续发展的历史责任，还要通过自身的进化找到与世界高等教育尤其是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的“对口”能力，在教育全球化的平台上努力实现一种平等的对话。 教育全球化作为一种世界性的历史现象，是建立在国家、民族教育现代化的基础之上的，我国也不例外。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以工业化为推动力，使我国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转变。这个转变过程，面临着的是西方发达国家20世纪中期以来开始的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的提升过程。我国社会的整个教育现代化与经济现代化、文化现代化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一方面要适应我国社会发展的步骤和战略，另一方面要与世界同步。但是，教育全球化运行的规则是由西方发达国家操纵和控制的，其实质是符合“民族利益至上”的。对此，我国高等教育的方法、机制、目标必须做出相应的改革和提升，实现教育全球化所需要的“国家公民”向“世界公民”的提升，与此同时还要强化民族认同，保证人类文化生态的多样性。 创造教育的形成动因 教育全球化折射出人类存在着认同与冲突的趋向。认同的目的在于寻求地球共同体的依托，实现相互交流与合作，追求一般价值的肯定。而冲突的根源在于追求自身的尊严、个性、自由与强大，同时把对手作为自己超越的目标。但是教育全球化并不是人类终极的目标，其真正的目的在于追求人类共同素质的提高。为此，什么样的人算是“世界公民”，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标准。但不论从什么视角来勾画世界公民的形象，都离不开世界公民素质的界定问题，也离不开高等教育采取何种方式培养人的问题。有的专家认为世界公民的素质结构由三个维度来认识：个体维度、国家维度和人类维度。我们可以这样认为，无论达到世界公民素质结构的何种维度，都应该相互尊重对方在教育世界公民过程中的主体性。教育全球化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存在单线的、唯一的共同发展模式，并不存在一条普适的“现代化”道路。一个国家的高等教育不是依靠政府等外在因素推动，而是凭借其自身内在力量的激励、积蕴和发挥。开放、接轨只是我国高等教育的外在条件，自身反省和新的教育理念的提升与建构才是我国高等教育内在发展的根本。当然，我国高等教育必须肩负起中国传统文明思想创造性转化的使命，培养出具有中华民族性格的世界公民，这是时代赋予的责任。 与教育全球化趋势对创新人才的要求相比，我国高等教育目前还无法撑起全球化竞争的信心和希望。我国传统的高等教育重“教”轻“学”，重“给”轻“悟”。不论我们怎样理解“创造”一词，从严格意义上讲“创造”是无法教的，教师能给予学生的只会是一种创造思维，而不是“创造”本身。当前，我国高等教育追寻的“创造教育”，需要排斥传统的知识中心地位，即把知识学习当作教育的终极目的。创造教育是培养人的创造力以及培养创造性人才的教育。培养和造就高素质人才，全面提升国民素质和创新能力，是知识经济时代对教育提出的要求。因此，创造教育强调的是对学生进行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技能的训练，培养学生的创造思维，提高学生的综合创造素质。从历史上看，创造教育的兴起需要两个基本前提，即人的创造观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及创造学理论达到一定的水平。人的创造观，即人对于创造的认识特别是对于创造主体的认识，是随着人类创造活动的深化而深入的。由于人们的创造观是逐步深化的，创造学理论也是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而发展的，因而创造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一直处于发展和丰富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