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是社会怎样以既定的资源来满足各种社会需要的问题。它往往被展开为一个社会运用既定的资源配置什么、怎样配置和谁来配置三个基本问题。它与三个概念有关：资源稀缺性、资源配置方式、资源配置有效性。高等教育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从社会化大生产和工业革命开始，伴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在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对受过高等教育并掌握现代科技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社会需求，始终与现有社会的供给存在着巨大差异；特别是随着社会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个人生存质量与社会文明进步有着较高的追求，这些都对高等教育提出了更多要求。在一个成熟的市场中（注：这通常是主流经济学讨论经济学问题的基本条件，指其他生产要素如土地、资本、技术不变，或不存在其他替代物品以及人才规格不变，也包括制度因素不变。），通常会通过市场价格反映出对高等教育资源需求的稀缺性。专业人才的稀缺程度往往通过高等教育供给与市场需求来反映，一般来说，市场价格会对供求关系进行调节。这种调节会影响供求均衡点（当外部条件不改变时），这个均衡点只是相对的，通常不均衡是绝对的。另一方面，高级专门人才主要是通过高等教育机构以不同方式培养的。这些组织机构为了按照社会、市场的不同要求及标准培养人才，需要获得机构正常运转和培养所需相应标准的人、财、物等基本资源保障，以及与之相应的分配、使用、转让资源的权利，即产权。主流经济学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假定给定的条件不变，对已有资源因不同功能及用途而在不同部门和使用者之间的分配、使用、转让过程就是资源配置过程，配置过程主要通过供求关系与市场价格来调整。一般情况下，这个配置过程被看作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而制度经济学却认为，制度是影响资源配置的主要因素，应该作为研究框架的内生变量来考虑。通常这个配置过程会受到整个社会制度环境与相关制度安排的约束，从而使其自身的配置模式发生改变；这个改变过程通常也是一个利益调整的过程，它有可能改变资源配置的方向、性质和效率；往往一个新的制度创新成果会比前一个制度安排配置效率更高，但未必是帕累托改进。此时，这个配置过程常被看作一个动态的资源配置问题。本文谈资源配置的有效性，是从上述两种理论结合的意义上考虑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研究有效的制度安排与资源合理配置关系是讨论资源配置优化的一个基本研究框架。 现实中妨碍高等教育资源优化配置的因素有很多，诸如高等教育品质考核的难度、高等教育机构沉没成本的不可预见性、人力资本的不确定性、信息的不完全性、高等教育的外部性等，这些问题从本质看都涉及到资源配置的制度选择问题。当整个社会发生制度创新时，高等教育资源的供给与需求都会突破原有框架，存在一个配置什么、怎样配置、由谁配置的制度选择问题。 通常探讨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增长的原因，理论界有以下几种看法：一是政府重视并直接指导改革的结果，二是经济增长导致的对高层次人才需求的增长，三是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四是高等教育自身发展的需求等。然而，这些原因只是促使高等教育增长变化的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这些因素在改革前也是存在的，只是有程度差别。能够直接引起资源变化的基本配置方式的改变是一个决定性因素。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后，市场机制作为整个社会资源配置手段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这种明显变化通过整个社会市场化程度的提高，直接触动并加快了传统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如要素市场参与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份额的不断扩大以及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影响的多种形式，最终都体现在资源增量的变化结果上。 如果假定改革开放25年来高等教育资源增量的变化与市场配置方式无关，就需要对以下现象作出解释：是什么力量催生出一千多所民办高校，作为新资源的发展空间与基础是什么？是什么力量使得每年不断增加的政府财政预算内高等教育经费的实际支出比例逐年相对减少？因为约占50%的高等教育预算外经费并不是从原有计划配置方式得到的，支出结构中计划配置方式与新的配置方式已平分秋色，而那些使高等教育资源发生更多变化的也不是传统的计划配置方式。理论界对25年来配置高等教育资源不再仅仅依靠计划手段这一点没有异议（注：作者曾在2002年就改革开放以来的资源配置方式进行专家调查，调查表明：大部分专家认同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的影响越来越大。），但对市场机制为什么会产生影响、影响的形式与程度等问题，认识、评价和解释很不一致。问题的焦点集中在：转型期高等教育资源增量与这种新的资源配置形式存在多大相关性？市场因素、政府因素、学术因素在新的高等教育资源配置方式的构成上有什么影响？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影响？ 长期以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被认为主要与以下变量有关：国家投入的人、财、物等基本保障因素，而这一因素又主要与国家的经济实力有关；高等教育机构不是营利性的，它的服务对象正是对国家经济增长有着重要意义的高级专业化人才。因此，高等教育发展只能主要依赖国家投入已成一种共识。当改革者逐步摒弃已经僵化的计划经济并艰难地探索市场经济在中国的本土化实践时，越来越多的人在“摸着石头过河”中找到了根本不同于过去行事的办法，这样的办法多了，就成了一条新路。打个比方，这条新路并不是在原有的锅里煮饭，而是另外支一口锅煮饭，就是通常所说的制度创新。这个“新锅”是一套新游戏规则，在这个“新锅”里煮的“饭”就是资源的增量。再后来，把原来的“锅”也给改造了，里面的“饭”（存量）也就变样了。过去研究资源配置问题多是在既定的供给框架内分析内部效益问题。当供给的方式发生改变时，资源配置问题就会有多个解，这是制度创新带来的制度选择性问题，连续性的制度创新就会带来制度变迁问题，其中，必然存在着资源配置的效率问题。因此，制度的作用是对稀缺资源的配置提供了“一系列的行为规则”，它被“用于支配特定的”与资源配置有关的“行为模式与相互关系”。[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