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的田野工作法已经成为人类学家从事专业研究必备的一套方法技巧，由此异文化得到描述和书写。这是基于实证论传统的功能论而有的对于异文化的书写，但是象征论学者给予人类学家的启示便是，人并非单单是功利的动物，而且还会自己创造出象征符号并受制于这些符号，至少这些象征符号对于人性而言并非是功利的，而是一种油然而生的表达，这种表达的集合便是所谓文化。在这一点上，文化解释学派的人类学要做的不单单是对异文化给予浓厚的描述，同时还要对这些象征符号给出一种解释，尽管这种解释可能就隐含在格尔兹所提倡的“浓描”之中。由于学者对于象征意义的新理解，一种人文关怀重新表露于民族志学者的笔端。从功能论的田野工作转向文化的解释，这中间不是断裂的两极而是一种前后连贯的学术思考历程。这个历程既隐含有一种学科的发展史，同时也是一个学科自身对人性理解的升华。 摘自《民俗研究》（济南），2004.4.5～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