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客观性的修辞 埃文思-普理查德的科学知识的对象是社会结构，而不是历史的偶然事件和政治行动。他的明晰的话语方式(格尔茨曾经称之为非洲的透明性)把社会秩序转化得异乎寻常的生动。这种在说明文字上的雅致源自发展关于“原始民族”的“科学理论体系”的定义清楚的项目。(英文版P261)埃文思-普理查德把这一项目的主要概念“社会结构”定义为： 用社会结构，我们是指群体之间的关系，它们具有高度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群体保持不变，不考虑在某个特定时刻它们所包含的特定的个体，以至于一代一代的人都经历过它们。人们生而处于其中，或者在人生中后来加入它们，在死亡的时候离开它们；结构是历时长存的。(英文版P262) 依据这个定义，社会结构像是带有许多房间的房屋，人们在他们的人生过程中身处其间：人们来来往往，但是房屋保持原样。埃文思-普理查德和勒华拉杜里都把持续时间最长的结构等同于最重要的东西。不过，所谓的长时段直接把这位历史学家与他的研究对象连接起来了，而社会结构却造成了差异，这些差异把这位民族志作者与努尔人分隔开了。 对努尔人性格的看法常常在对社会结构的分析中冒出来。以此而论，当人们被写成具有社会一致性、缺乏个人性的时候，他们就被描绘成是“原始的”( primitive) 。这位叙述者按照学科的规范，在用语言表现这个民族的时候，他用集体名词( the Nuer) ，或者男性代词( he) ，而不是用更加富于个人性的人名。例如，读者经常遇到用一种疏远的规范化的话语方式所表达的这类陈述，就像下面这句话：“当一个男子觉得他遭受了伤害时，没有一个权威他可以去投诉，并从那里得到救济，所以他马上向那个给他造成伤害的男人提出决斗的挑战，而且这一挑战必须被接受。”(英文版P151)埃文思-普理查德没有去讨论一些应该讨论的问题，如：一个男子没有接受挑战，那么，发生了什么？如何发生？肯定的，一个努尔男人有一定的回旋余地去判定他是否受到了损害。只有某些被病态地过度社会化的人才可能遵守如此程序化的规范性指令而没有例外，或没有对情境的判断。 当埃文思-普理查德描写努尔人社会的特征的时候，他经常说到缺乏而不是具有，这与勒华拉杜里的做法如出一辙。看一看下面的例句： 努尔人不可能被说成是分成了阶级的。(英文版P7) 实际上，努尔人没有政府，而他们的国家可以被描述为有秩序的无政府状态。同样的，他们缺乏法律，如果我们把法律这个术语理解为由一个独立的并不偏不倚的权威部门做出的裁决而它也有实力来实施它的决定的话。(英文版P6) 在努尔人中突出的是，政府机构的缺乏，法律制度、发达的领导权以及一般而言的有组织的政治生活的缺位。(英文版P181) 换句话说，努尔人缺乏可见的(对于西方的眼睛来说)维持政治秩序的制度。他们没有社会阶级，没有国家，没有法律，没有领袖。 鉴于他们简单的物质文化，埃文思-普理查德接近于把努尔人描写成都快是自然的了，正如从下面的引文将要看到的： 可以看到，努尔人的政治体系与他们的生态体系是保持一致的。(英文版P4) 一个民族的物质文化像努尔人的一样简单，那它就高度地依赖他们的环境。(英文版P16) 埃文思-普理查德过分扩展了他的论点，用文字把努尔人置于工具制造的神话的(过去的？)时代——他们的工具既不是用铁也不是用石头，而是用植物和动物制造的：“考虑到较早使用牲畜的记录，我们可以说，努尔人既不是生活在一个铁器时代，甚至不是生活在一个石器时代，而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不管叫它什么，在这里，技术上的必需品取自植物和动物。”(英文版P87)努尔人依然处于被推定为更深地陷在他们原始的前石器时代的生境之中，似乎比我们处在我们的时代还要更真实。尽管他们的社会结构具有形式上的雅致，他们还是显得比我们更接近自然。 以一种可以与勒华拉杜里写牧羊人皮埃尔·莫里的观点相比较的方式，这位叙述者声称，努尔人的性格与他们的环境、他们的生存方式和他们的政治体系是一致的，正如他在下述段落中所说的： 这样一种生活滋养了牧羊人的品格——勇气，好武，藐视饥饿和艰辛——而不是造就了农民的那种节俭的性格。(英文版P26) 努尔人性格中的一些突出特征或许可以说与他们低级的技术和短缺的食物供应是契合的。……提到过的这些品格，勇敢、慷慨、忍耐、骄傲、坚强以及独立不倚，都是努尔人他们自己所赞美的品德，这些价值可以被证明是非常适合他们简单的生活方式的，是非常适合其生活方式所造成的那一套简单的社会关系的。(英文版P90) 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种有序的无政府状态与他们的品格是很和谐的，至于生活在努尔人中而想像有统治者凌驾在他们之上，这是不可能的。努尔人是艰苦和平等主义的教养方式的产物，在深层次上是民主的，并且容易被激发出暴力。他们不安分的精神会认为任何限制都是不可忍受的，没有人会承认一个人的地位可以高高在上。(英文版P181) 努尔人的品格与他们的牧业生活方式呼应得太过丝丝入扣了。（注：我在其他的地方曾经把通过这种系列的可置疑的呼应来进行的概括称为“控制的修辞”( Rosaldo,The Rhetoric of Control:Ilongots Viewed as Natural Bandits and Wild Indians,in The Reversible World:Symbolic Inversion in Art and Society,edited by Barbara Babcock,Ithaca: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8,P240～257) 。着实让我吃惊的是，我发现在殖民官员中司空见惯的这一手段，埃文思-普理查德也使用。）他们的游牧品格也借助他们被推测具有的对立面——定居的农民——而得以突出。应该注意的是，农民并没有以另外一种方式出现在埃文思-普理查德的文本中。然而，他们在这一语境中的在场，作为刻画牧羊人品格的衬托，令人好奇地响应了《蒙塔尤》中使用的一个修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