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人类学”的一次对话

      访谈对象：亚当·库伯( Adam Kuper)

      访谈者：石瑞( Charles Stafford)

      中文翻译：吴季杰

      [译者前言]1996年，亚当·库伯( Adam Kuper) 与石瑞( Charles Stafford) 在伦敦做了这次学术对话，其基本内容后来发表在《欧洲社会人类学协会通讯》上。当时库伯正在撰写一部立意于对社会/文化人类学中所应用的文化概念进行辨析和批评的著作，即出版于1999年的《文化：人类学者的解释》( Culuture:The Anthropologists' Accoun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9) 一书，所以本次对话紧紧围绕对“文化”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及其在社会/文化人类学中的应用而展开。

      自1978年库伯的《社会人类学与社会人类学者》出版以来，他经常以简明清晰的写作风格、独到的切入角度——他尤其以辨析基本概念的学术思想史和分析学者的生平与学术之关系见长——以及并不刻意掩藏的充满挑衅性的极端论点，迫使人类学者对自身学科进行反思，以此来推动学科的进步和发展。正因为如此，库伯虽然因为他的极端论点不时遭人诟病，但是他的追随者和崇拜者也络绎不绝。从某种意义上说，库伯的“深刻的片面”(即他对文化概念的解构)虽然有失偏颇，却成功地使人们清醒地意识到，原来色彩斑斓、百花齐放的风景中有诸多茫然而含糊、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处的面孔。在这篇谈话中，库伯分析了三种文化概念的基本观点，指出它们虽然来源和思想背景有所不同，但其本质则为同一：它们表述的是人为之生存的理由，或者说，它们无异于宗教的教条。他将“文化”这一概念看作是一个有用的、却有这样或那样缺陷的工具，因此在使用之前应该对其进行必要的修理。所谓的修理方法便是，在使用某种理论进行现象分析之前，应该对该理论的思想概念背景和民族志背景有所了解和评判。在《文化：人类学者的解释》一书中，库伯更进一步提出：应该放弃将“文化”概念当作人类学的分析工具。对绝大多数人类学者来说，这一致命性的极端观点已经动摇了人类学的学科认同感，自然让人难以接受。但是，库伯对尤其以美国为代表的极端的文化相对主义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他分析了三个著名的美国人类学家即格尔兹、萨林斯和大卫·施耐德( David Schneider) 的学术生平及其学术思想发展史、他们各自将文化进行理论化的方法和手段，以及他们理论当中的致命弱点。格尔兹和萨林斯的著作在我国有过很多翻译和介绍，对当今中国社会人类学的影响可谓不小。虽然在本文中，库伯没有对上述三位人类学者进行很多的评判，但是，带着库伯批评式的态度去重新阅读这些学者的作品，也许会有助于养成批判性的眼光和思考方式——特别是对年轻学者来说。

      访谈记录的风格，让质疑文化概念、动摇人类学基础的讨论也并不因为话题的沉重而了无生机。对谈者时有交锋，但是在关键的一点上，二人却有相同的论点：建立在民族志细节基础上的人类学分析才有意义，只有关注事实，关注普通人的真实生存处境，关注日常生活中的关联，人类学才能获得真正的立足之地。以本人拙见，这也是当今中国人类学、民俗学的当务之急与立身之道。惟其如此，译出此文，愿与同仁共飨共勉。

      石瑞( Charles Stafford,以下简称CS) ：您的许多著作集中探讨人类学学科史以及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在您看来，社会人类学者对自身学科史保持清醒的认识至关重要。为什么？

      亚当·库伯( Adam Kuper,以下简称AK) ：这是我个人的偏爱。当我试图去理解某个理论问题时，我得首先了解它的发展过程，然后才能真正理解它。在思考方式上，每个人各有所好。读大学时，我曾经试图去了解经济学的一些要点，当时让我受益最深的是Joseph Schumpeter的《经济分析史》( History of Economic Analysis,London:Allen and Unwin,1954) 。一旦能够把握某些观点在(学科)历史中的位置，我也就能够理解(至少我相信如此)，为什么研究者(有时候)会被一些稀奇古怪问题所俘虏。

      在我开始步入英国人类学领域时，宗族和宗族理论是当时学科内讨论的核心问题。在对这个学科的历史有了充分的了解之后我才意识到，社会人类学者关于社会制度的基本想法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他们认为，世界各地的原始社会都具有同样的、建立于血缘关系之上的社会制度。这里的潜台词是：在共同的血缘世系基础上组织社会生活，是人类的自然天性使然。（注：这些是库伯在The Invention of Primitive Society:Transformations of an Illusion(1982)一书中讨论的话题。(原注)）无论血亲理论、宗族理论，还是联盟理论，它们的根基都在于寻找人类社会起源的基本因素，即那些被列维-斯特劳斯称为“基本体系”的东西(由于它们能够被发现出来，这就意味着，这些体系或者是一切其他事物的逻辑基础，一种笛卡尔式的起点，或者是人类社会起源的历史性节点)。你可以从中看到，关于宗族理论的讨论，其实不过是非常古老的、关于人类群体本质讨论的一个精疲力尽的终结。由于这些理论探讨的是人的本质，因此它们也传达了政治性的信息。我也开始把宗族理论看作南非种族分离意识形态的一种隐喻。我是在这一社会中长大的。表面上看，二者遥不可及，但是，宗族理论告诉我们，史前的——或者说原始的——社会根植于血缘关系之中，血缘关系构成了基本的社会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