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察者人类学与行动者人类学 人类学的认识区间：从行动者到观察者 人类学研究中从客观化的观察到想要思考他人的思想之间，总是存在着希望将研究的客体作为主体来展示和报告的诱惑。这种诱惑至少在作为“自然科学”( Radcliffe-Brown) 的分析和作为“艺术”( Evans- Pritchard) 的民族学实践之间的对比中表现得很清楚。 民族学研究从遥远和异他领域回归到本地相似性只是强化了这一必要的冲突。在“天壤之别”的时代，民族学家和其所研究的社会之间存在的遥远的距离使他们得以更好地描述他人，从而有助于了解我们自身的社会——从间接理论的角度。回归导致了热衷自我，“他者”被模糊，而民族学家越来越多地成了所研究客体的一部分。 在我们自己的文化之中，原始人和野蛮人的他性被淡化为差异( Affergan,1987,1991; Jeudy,1997) 。由于对相似性和平常现象，甚至是个人现象的关注，日常生活的整体现象学研究已变得和传统领域中的神话与结构研究一样重要。实际上，20世纪70年代的地方主义特征——特别是在法国——和对人类学家的角色与地位的挑战甚至否定，进一步加深了新的热衷自我的倾向。大量的文献显示了这些新的关注点( Althabe et al.,1992; Bromberger,1997,1998; Ghasarian,2002,various 1992) 。随着这种重大变化，人类学研究也宣称自己从“自身内部”理解了它的客体( Laplantine,1987,2002) 。这种理解追求的是综合性和整体性知识，排斥了将有关他者的知识全部归结于观察者的能力而且是从“外部”的理解。那时的观察者一直被当作真理的探寻者，关注的与其说是创建新的真理，不如说是用他者来检验他已知的知识。这种(不管是通过详尽的相似性、渗透性、移情甚或天真的自我人类学)从“自身内部”的理解所具有的危险性恰恰反映了从“外部”的理解——它把他者归结为人们所认为的样子(甚至更糟糕，归结为人们认为他们自己认为的样子)——所具有的偏激性。实际上，将所要观察的客体转化为所要分析的主体引发出了有关研究和解读的相关方式的问题( Olivier de Sardan,1988,1989,1995,2000) 。 毫无疑问，这种向心趋向持续不懈，而且已然构成了人类学的认识论：不是要求参与甚至影响客体，而是要求客观化和外部诠释的倾向加强了。尽管如此，现代人类学与他者人类学之间有很强的相互依赖性，而很多人类学家根据工作的需要而相互转换。或许人类学的回归应被当作是对传统进行检验的一个手段，这个传统植根于民族学家和客体、自我和他者之中的“文化社群”所使用的从远处注视( 列维-斯特劳斯的regard eloigne) 。从学科的观点看，民族学家注视远方社会所获得的准确性可能就是使它有可能从所需要的距离来观察我们自身社会的原因。与萨尔丹等人( Olivier de Sardan,2000; Traimond,1992; Galibert,2000) 所说的“内生民族学”的主要人物一起，“坚持尽量接近所研究的社会现实的人类学实践反而要求与想要理解并从属其中的社会保持明确的距离”( Laplantine,1987,p.157) 。 我们如何能够被最熟悉的事物所震惊，如何熟悉陌生？这种问题可能是民族学的问题。民族学家能够通过将初看起来陌生的变为熟悉的，或者说通过自身观察而变得陌生——换言之，可以说变成行动者—客体——的方式将行动者变为他们所熟悉的陌生事物吗？ 强调融合会使文化的他性不可想象——除了在否定、抵制和空无的自我参照系中。另一方面，强调分裂和极端的他性会模糊人性的一般概念，以致否定人类学。 不过，对人类学认知区间的这一粗略描述引发出大量的问题： 1.超然的观察难道就不涉及行动者的结构和形式，而行动者在某种意义上就是检验模型或假设的观察者吗？茅斯、格利奥勒、E·普里查德等尝试了将观察技巧理论化和定位认知主体的工作，并在阐述观察者和行动者之间的关系时显示了理智的勇气。不过，他们一直受主客体关系这一经验性，甚至是实证主义观念的制约。根据研究的要求来阐述观察这一原则是为了客观地将主体设立为研究的客体；实际上，它使行动者成为了一个“观察者的行动者”。这种方式无法抓住这样的行动者——他在某种意义上仍然是观察者和观察理论所创造出来的产物——所具有的显著特征。 2.融合良知预先排除的正是他性的问题，而参与式观察将融合良知作为理想难道不是在限制自己吗？这样，观察者就成了一种享有特权的行动者，跨越了被归结为差异的某种他性的界限。 3.一个赋予自己观察者身份且不保持充分距离的行动者最终所见的只是他自己所信的。他处于一种分裂的境地：一方面是主体的行动者，不需要证明行动者的身份便可以和其他人一起作为制作人而加入当地的生活；另一方面，他是一个必须脱离主体行动者才能解释他的民族学的行动者。这两种行动者的角色相互排斥和否定：内部的、理解的( verstehende) 、感觉的或经历的故事是不能客观化的。 这样，绝对的客观观察者是与不可能达到的主观性所具有的具体的他性(身份)相抵触的。反之，彻底的主体行动者是与不可能做到的客观化相抵触的。理想的理论民族学被行动者的终极本质所阻隔，而理想的应用民族学则被理论的他性所阻隔。在前一种情况下，它成为杜蒙特( Dumont,1981) 所说的“没有人类的人类学”；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得到的则是“没有人类学的人类”( Galibert,2000) 。 人类科学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研究者介入研究客体的程度相当于他与研究客体的异同程度。研究者同时既是所选客体的主体，又是那个不同主体的客体。所以，只有通过对比才能发现并获得相关综合结论所需的视角。如拉普蓝泰( Laplantine,1987,p.101) 所说，在具体的人群中为了发现其运作方式而以某种方法做田野观察“有何不可”？他的回答是：“为了以最科学的方式阐述特定地区的男女对生命、死亡、疾病、，金钱——简言之，即支配存在的所有价值和习俗——的看法。”(同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