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余年来，文化人类学这门研究人性与文化的学问取得了多重成果，其原则向多领域渗透，发展出多种人类学交叉学科，丰富了人类对自身所处的文化的起源、演化与变迁以及现代生活中的种种文化实践的认识和理解。虽然人类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经坎坷，其传播不尽如人意，但今天，越来越多的学者甚至普通人意识到人类学在探索人性与文化未来发展的理念和方向上所具有的特殊作用。这方面的论文也越来越多地进入我们的视野。因此，《文化研究》特别在年末最后一期推出“文化人类学专辑”，一是拓展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同时也期待文化人类学的理念吸引更多的同行者。 “理论视野”栏目包含法、英、美和中国学者的四篇文章：沙尔利·加利贝尔分析了人类学认知区间引发的问题，提出将观察者和行动者结合在一起的人类学是可能的。以反思和挑衅性观点著称的亚当·库伯在和另一位人类学教授的对话中，分析了三种文化概念的基本观点，指出它们虽然来源和思想背景有所不同，但本质为同一：它们“表述的是人之生存的理由，换句话说，这些……表述无异于宗教的教条。”理查德·鲍曼介绍了两种关于“表演”的观点及其学术发展脉络。一种观点是，表演是一种特殊的、艺术的交流方式；第二种把表演看成一种特殊的、显著的事件。作者则认为这两者之间可以非常创造性地联系在一起，在考察两种表演观的时候，形式、功能、意义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都是研究的核心。秦红增在分析乡村社会地方性和现代性两类知识体系冲突的案例基础上，提出未来乡村发展中应该采取的策略，即提倡保护与发展并举的原则，尊重乡村人的发展权及发展的自由权。 田野工作和撰写民族志是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方法和最具魅力的特点。“民族志研究”栏目三篇文章通过细读和分析、比照学科史上几部经典的民族志著作，提出民族志话语未来的变革方向。热纳托·罗萨尔多以解剖民族志修辞的视角，揭示《努尔人》和《蒙塔尤》这两部经典中蕴涵的“产生民族志的知识的种种关系中的不平等”，对于探讨权利与知识的相互影响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徐鲁亚比较了马林诺斯基的民族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与康拉德的小说《黑暗的心灵》，质疑了马林诺斯基试图创造的“文化的科学”的科学性，提出“人类学既然是人的科学，就不仅要有科学理性，还要有人类情怀。” 仪式的研究是当代人类学的核心主题之一，多年来，人类学者对不同文化中的仪式表象和内在结构进行了大量的田野工作，结出了丰硕的成果。本期“仪式的解释与应用”四篇文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研究的现状。庄孔韶、杨洪林、富晓星等人拍摄了小凉山彝族“虎日”民间戒毒仪式的人类学影片，以人类学的理论为项目切入点，分析凉山彝族如何以家族仪式为契机，调动和激活本民族来自家族组织、信仰仪式、伦理道德、习惯法和民俗教育等层面的文化资本诸要素，激发出战胜人类生物成瘾性的坚强毅力，有效提高彝人戒毒成功率，应对彝人当前的“敌人”——毒品和艾滋病。“虎日”模式在彝人中的应用和推广，表现出文化人类学在应用方面的建设性。景军描述了甘肃大川、小川两个孔姓村纪念孔子诞辰的公共庙会的仪式过程，从仪式象征论是如何被妥协的角度进行分析，指出这种新发明的庙会是混合了家族活动和面向大众的典礼，妥协的达成是“由于人们的历史经验、个人记忆、对宗教象征的理解以及仪式特点的概念各不相同”，从而体现了仪式象征论的多重意义。谢荔考察了四川农村地区的丧葬仪式“道场”，综合当地的口头传说以及社会性的表象，探讨有关死者灵魂的各种表象之下祖先观念与转生观念的相悖和整合问题。这表明，仪式的研究不仅要从仪式的具体层面了解各种表象，还要从认知的观念层面理解表象内在的文化规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