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史作为专门史研究自上世纪开始之时面临着双重的压力，即受到学科科学性的置疑和传统地位的失落。要使文化史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发展，必须要承认其学科的科学性，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这门学科的特殊性，要保证其内容的丰富性，在这两个前提下，我们通过大量史实，探求文化产生，发展的原则规律，避免在文化史研究过程中只罗列史实，而不探求原则、规律的弊病。为此对文化史的反思与建构从本体论和方法论的角度进行新的哲学思考或许是化解双重压力的一个途径。 从本体论上讲，西方新实证主义和分析与批判的历史哲学之间争论，曾经一度出现了抛弃历史本体论问题，因而使历史认识缺少了坚实基础，同时由于忽视了对文献及其编纂的研究，只从抽象概念意义上进行历史研究，使历史哲学的发展严重脱离史学实践，这些理论或多或少地波及到我国的文化史研究。 构建新时期的文化史，要注意客体宏观与微观的结合，我们在了解一个时代总体风貌的基础上，还要对具体事物的细微特征进行研究。这样要求我们在建构文化史时要切忌热衷于构建体系，寻找文化史规律的治学方法，在自然科学规律和文化史科学规律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反对某些人由于过分强调文化史中的人的“主观因素”而否认文化史学科的科学性，也不能把文化史学科的科学性完全等同于自然科学的科学性。 摘自《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科版，2005.2.93～9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