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明末算起，中西文化的论争已经断断续续进行了四百多年。这是关乎国运民生的大争论。 中国知识阶层素来热衷讨论中西文化问题。仅20世纪上半叶就有数以百计的《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概论》、《中西比较文化》之类的专书出版。在中断了几十年后，中国文化书院在80年代举办的一系列讲习班和大量发行有关中西文化的讲义，在全国范围内影响巨大，又把当时的文化热推向高潮。而1987年李中华教授的《中国文化概论》（中国文化书院出版），成为20世纪下半叶中国大陆第一部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专书。此后，良莠不一的此类图书纷至沓来，表明市场对此类图书有强劲的需求。研究中西文化的过程没有也不可能完结，但是愚意以为20、21世纪之交，在实际生活中延绵四百多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已经终结。这个论断可靠吗？如果站得住脚，那么这一终结的内涵和意义又是什么？ 中西文化论争终结的标志 同任何社会和政治问题紧密牵连的论争一样，中西文化论争的结论是由实际生活而不是文人学士做出的。 2001年，新世纪正式开始，中国参加WTO。上个世纪末，中国还在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上签了字。对中国说来，这是审时度势、总结历史经验作出的正确抉择。这些行动不但是经济和政治的选择，而且有非常深刻的文化意义。 以参加WTO来说，愚意以为这意味着中国作出了几个非同小可的选择： 选择了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彻底改造本国经济运行机制的道路。 选择了按照国际认可的规则，改造本国政府和司法体系的道路。 有识之士已经一再指出，参加WTO主要问题不在企业。真正的企业本来就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则运行的；与国际接轨，是学习、改革和提高的过程，在利益驱动下，不存在太大的困难。真正的困难在政府的改造。行政机关要适应规范化的市场经济改变自己的职能和运作方式，可以做什么和怎样做都跟从前迥异，在经济领域从可以指挥一切的党政领导者转变为市场的服务员——秩序的维持者和规则的执行者；司法系统从法律的内容到司法程序，都要真正纳入法治轨道；而在我们过去一元化领导、一权独大已经制度化并已成为人们行为习惯和利益聚合的社会里，要改变这个状况是非常困难的。 从文化角度去解读，归根到底，参加WTO就是在有关领域选择和认同西方主流文化，决心改造与之不相适应的中国文化。众所周知，WTO的规则和制度设计采纳的主要是西方主流文化的理念和规则。离开这个立足点，我们无法理解和坚定执行我国承担的条约义务。 查阅一下联合国两个人权公约的内容，这个文化内涵就昭然若揭了。“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此项权利包括寻求、接受和传递各种消息和思想的自由……”；“人人有权享受与他人结社的自由……”；“和平集会的权利应被承认。”而如此等等的公民权利的确认，是为了“实现自由人类享有公民及政治自由和免于恐惧和匮乏的自由的理想”；而其前提则是“对人类家庭所有成员的固有尊严及其平等的和不移的权利的承认”。如果不讳疾忌医，中国人应该敢于坦率承认，在中国文化乃至东方各国中即使能找到有关思想的闪光，也仅是与大局无补的吉光片羽。人的自由、平等及其保障制度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晶。 以中国来说，传统社会的基本架构是政教（教化）合一的宗法专制体系，是与个人平等、自由格格不入的。回顾四百余年的中西文化论争和融合的历史，可以粗略划为六个阶段： 1.明末清初，随着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利玛窦等传教士东来，在接受一批科学技术的同时，争论的中心是要不要接纳来自西方的异教和天文历算，而以1717年号称开明的康熙皇帝在所谓礼仪之争中下令禁教而告终。按照康熙皇帝的谕旨，只准钦天监等技艺之士留在中国，而且要具结永远留在中国，不再回国，否则就驱逐出境。西方技术之士在中国自己可以修道，但不准传教。一个翻译七千部西方书籍的计划随之搁浅，关闭了中国接纳西方文化的大门。后来的皇帝更恪守康熙皇帝的圣谕，把排外的基本原则确立为不可违反的祖制。 2.从18世纪90年代至19世纪初，乾隆、嘉庆年间，英国政府两次（1793、1816年）派出使节，冀图同清政府讨论如何平等通商，都因英使不肯按照藩属朝贡礼仪拜见大清帝国的皇帝而决裂。中西文化尖锐碰撞，使中国丧失了一次接受人类文明最新成就的机会。 3.从鸦片战争至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以“严华夷之辨”为旗号的文化保守思潮，一再扑灭主张向西方学习的开放思潮，相应地一再扼杀了社会转型的生机。 4.从20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清末新政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在专制走向民主、自由的蜕变过程中，思想文化领域以自由主义为代表的现代西方主流文化、无政府主义等西方极端流派、国粹派（广义）三足鼎立，激烈博弈。现代主流文化不敌极端派和国粹派，没有完成启蒙的历史任务；随之而来的恶果是国民党建立了新式独裁专制政权。 5.在20世纪50、60、70年代，以国家政权为后盾，文化领域实行“兴无灭资”、“全面专政”，结果是国民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民怨沸腾，10％以上的知识阶层成了归入专制对象的“右派”（据当时毛泽东宣布，中国知识分子为5百多万），接踵而至的是成百上千万中国人“非正常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