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交融的结果是产生了能用英语表达、与世界交流对话的中国作者群与读者群，《中国评论周报》（ The China Critic） 便是一份由归国留学生主持的英文周刊。它是一份在现代思想史、中西文化交流史上都十分重要的刊物，刊物所建构的文字世界是两面的：世界眼中的中国，中国眼中的世界。周报的时事性与新闻性也使刊物内容游走于政治、学术、文化之间。限于时间与精力，本文仅以周报在若干中西文化论争中的言论为例，揭示它所代表的归国留学生群体在中西文化交流中所扮演的角色及作用，以及不同留学生群体的派别差异。 一 《中国评论周报》创刊于1928年5月，终刊于1946年4月。从周报的历史看，大略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创刊到抗战爆发，抗战时期，战后复刊到终刊。有关文化问题的论争与评论主要集中在第一时期，刊物战时主要关注的是战争、外交、国际关系问题。（注：《中国评论周报》一定程度具有同人刊物性质，虽从1928年办刊到1946年终刊编辑成员有相当的变动，但清华毕业生、哈佛留学生、江浙学者具有明显的优势，编辑多兼作者，发表相当数量的文章。《中国评论周报》首任主编是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生张歆海，刘大钧、桂中枢也先后担任主编。参与编辑的有潘光旦、全增嘏、林语堂、钱钟书等知名学者。潘光旦长期主持“书评”栏目介绍国外最新学术成果，尤其是国外学者有关中国问题的作品受到关注。林语堂是“小评论”栏目编辑，在刊物上发表的众多短文成为他与赛珍珠相识的因缘。钱钟书毕业后任教于上海光华大学，兼任《中国评论周报》的编辑。哲学家全增嘏也是该刊的重要编辑与作者之一。周报创刊之初，即将胡适列为名誉编辑，且主编刘大钧多次向胡适约稿。但因对南京政府压制言论自由问题上的不同态度，胡适主动辞去名誉编辑一职。）惟有中西文化交流达到一定水平与程度上，才能出现中国人主持的英文刊物，《中国评论周报》也确起到了沟通中外的桥梁作用。上海工部局所发行的《政治年鉴》曾视之为“惟一的中国人拥有的在国外具有广泛影响的周刊”。（注：" A Year' s Struggle" ， May 30， 1929， The China Critic.）刊物作为民国时期由中国学者主持的具有国际影响的重要文化刊物之地位是无疑的，是以归国留学生为主体的民国知识界与世界展开对话交流的标志性刊物之一。 协调“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致力于中国与世界之间的相互沟通与理解，则是周刊一贯追求的目标。“正如东方与西方注定要在将来相遇，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也应该相互协调”，“既然我们的出版物是用外国语言，我们自然努力地致力于增进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理解，但如果不让自己的同胞更多地了解外面的世界，我们也认为没有完成自己重要的使命”，而文化评判的标准则是双重的，既以西方的标准评判中国文化，也以中国的标准检视西方文化，“因为更熟悉外国的制度和理念，我们认为让同胞更多地了解它是我们的责任，同时从西方的立场评判我们自己的制度和观念，因此产生我们对自己的文化与文明的批判。同样地，我们也力图从中国人的立场和观点以批判的目光检视西方文化，指出我们的观点对于他们的优越之处”。（注：" What We Believe" ， May 30， 1929， The China Critic.）由此，该刊标榜“客观”（ Truthfulness） 与“公正（ impartiality） 、不偏不倚。 正是这种既以西方标准评判中国，也以中国标准比较西方的双重文化比较态度，使《中国评论周报》成为超然于西化派与东方文化派的第三种文化态度或派别。他们同西化派的相同之处在于，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不适应现代社会，中国文化的某些内核需要以西方文化补充、改造之，但他们反对文化采取移植性的形式，强调文化问题主要是创造、调适，而不是一味模仿。他们同东方文化派的共同点在于，强调文化交流过程中的消化、吸收问题，重视吸收外来文化过程中树立中国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的重要性。不过，他们不似东方文化派那样幻想用中国文化去拯救、拔超西方文化，而清晰地认识到中国文化在多元文化世界中处于文化混乱、文化失衡的不利状态。 西方学术界自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汤因比《历史研究》、阿尔弗莱德·韦伯《社会过程、文明过程、文化运动》等一系列文化形态学论著出版以来，对于各个文化共同体特殊性的强调与研究颠覆着学术界西欧中心主义的视角。《中国评论周报》这一派学者无疑对此并不陌生。他们这种双重标准的态度表明其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从文化概念的人类学意义上，每一文化共同体具有其独一无二的特殊价值，有其自身无法、也不应该消灭的民族特性。不同文化的分野来自人类的族群归属感。文化意味着族群内部的亲密关系与认同感。特定的文化有其特定的语言、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群体记忆、价值观念。正是人类归属感的需要形成特定的文化认同。文化最重要的功能应是传承文明与整合社会，很难想象一个族群完全去认同另一个族群。如果说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多遵循着进化论的线索，那么文化是积淀下来的，文学、艺术、宗教等都不能单纯用线性进化观点来加以理解。因此，《中国评论周报》所持的文化多元主义的立场符合人类文化共同体自身演进的规律。 二 从五四时期陈独秀与杜亚泉的对阵，到30年代西化派与中国本位派的争论，中西文化论争是贯穿于民国知识界的重要话题。中文世界里的争论学术界已有相当的言说，其实这场争论也蔓延到西文世界。1930年1月，因胡适的一次演讲，《中国评论周报》无意间卷入了有关中西文化的论争当中。 1930年1月下旬，胡适在美国大学妇女联合会举办的演讲中，批评人们关于西方文明是物质的、而东方文明是精神的传统说法。胡适以矫枉过正的方式，反而称中国文化是物质的，西方文化是精神的，在他看来，西洋文明具有高度的理想性与精神性。文化本身是有惰性的，持全盘西化的态度，才能成为有选择的吸收。如果知识精英持有选择的吸收态度，得到的将是守旧的抵抗，无现代化可言，故坚持中国本位就是变相的保守。在面临文化冲突时，中国需要摆脱这种犹豫和困惑所带来的不合适宜的笨拙态度。（注：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五），第611-616、第622、659、67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胡适还将日本列为学习西方的好典型。在这篇演讲中，胡适提出了“全盘西化”的口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