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中国文化的发展，已呈现不同的出发点。但这些出发点都没有使我们摆脱杜维明先生所说的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困境：“他们在情感上执着于自家的历史，在理智上却又献身于外来的价值。换言之，他们在情感上认同于儒家的人文主义，是对过去一种徒劳的、乡愁式的祈向而已；他们在理智上认同西方的科学价值，只是了解到其为当今的必然之势。他们对过去的认同，缺乏理性的理据，而他们对当今的认同，则缺乏情感的强度。”（注：转引自郑家栋：《列文森与〈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见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代译序”第1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译本2000年5月版。）于是情感在徘徊莫知所之中郁积，对自家的历史或由爱走向溺爱，走向“中国文化本位论”，或由爱及恨，走向“全盘西化论”，不过两者都用情感的强度遮蔽了理性的批判。那么，如何才能摆脱和超越这种格局呢？本文想提出一个不同的视角，一个需要大家理性考量才能确定其意义的视角，这就是：过去150年以来，中国文化发展跨入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历史语境？如果历史语境对于置身其中的任何因素具有规定其意义、配置其空间、塑形其发展模式、施加左右其发展方向的力的功能的话，那么弄清楚中国文化卷入其中的这个文化历史语境，就具有基础性的意义。 “跨文化历史语境”与中国意识的危机 那么，1840年迄今，中国文化陷入了一个什么样的文化历史语境呢？为了不在表面上兜圈子，让我们从20世纪中国文化发展所遇到的三个“话语事件”的个案分析开始，以便昭示出这个历史语境及其意义。 第一“话语事件”个案涉及到研究过去150年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中被广泛征引的一个经验模式。这个经验模式认为：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的撞击，佛教的传入是第一次，“五·四”前后遭遇西方文化是第二次。第一次佛教对中国文化的撞击曾经引起了中国文化的变化，经过漫长的磨合，佛教才在本土被融合，成为中国文化的有机部分。“五·四”前后中国遭遇西方文化，也应该如同佛教进入中国一样，有一个缓慢的中国化的过程。例如，王元化先生在一次谈话中就说，“佛学传入是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而五四时期介绍西方近代文化思潮是我国第二次大规模吸收外来文化。前者历时千年，而后者倘从晚清算起仅百余年。”“五四是中国历史上第二次大规模接受外来文化冲击的时代，如果参照第一次的经验，可以少走一些弯路……”“外来思想如果不和中国传统文化思想资源结合起来，就很难在中国文化土壤上扎根。”（注：王元化、李辉：《对于“五四”的再认识答客问》，见李世涛编《知识分子立场：激进与保守之间的动荡》，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第272-274页。） 细致考察的话，这个广被征引的解释模式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其一，它把佛教与中国文化的相遇和“五四”前后中国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的这次相遇当作是同质的，仿佛不存在根本的差别，所以前者完全可以挪用来理解和指导后者。其二，由于佛教传入中国虽然给中国文化造成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却并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中国本土文化的结构，中国本土文化完全是以一个主位文化的身份，来消化、修改和融化佛教这个异文化“他者”。甚至在中国传统文化感到佛教的异己性质过大时，还可以主动地进行“回吐”，因此，这第一次遭遇的经验是一个隐蔽的“中体西用”经典模式。这样，将前一种经验模式无差别地挪用来解释第二次经验，其实就是将“五四”前后与西方近代文化的遭遇历史隐蔽地置于“中体西用”的模式之下。其三，在这一解释模式的挪用中，还潜藏着另外一个设定，这就是“五四”前后西方近代文化的涌入，仍然和佛教传入中国一样，最终异文化的东西只是具有词汇的意义，只能丰富中国文化的词汇，而不会彻底改变中国传统文化的语法，因此，对异文化的东西进行收编、规划和做出阐释的最终权能仍是中国文化自身的结构。但是，真实的情况却并非如此。 显然，将佛教传入中国的经验与“五四”前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遭遇的历史对等看待，是一种简单地“史鉴模式”的挪用。这两次经验是完全不同的。这里我没有必要重述1840年以后中国和西方近代文化相遇所产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震荡、崩解和普遍的“中国意识的危机”，这已是普遍的看法。那么，在与西方近代文化的遭遇中，传统中国文化还能保持本位地位、把西方文化的冲击控制在词汇的水平并最终加以融合吗？这里，我认为列文森的观点是深刻的。按照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的观点，“……只是通过思想上的渗透彼此才互相影响的欧洲和前近代中国，仅仅扩大了它们各自的文化词汇，只是到了19和20世纪，当西方对中国进行社会颠覆，而不是思想渗透时，中国的文化语言才发生变化。”（注：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371-372页。）列文森认为，自1550年到1840年，基督教的传入和传教士带来的西方近代科学知识，都是在利马窦所主张的“合儒、补儒和超儒”的模式下进行的，因此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东西并没有使中国文化的整体结构改变，却丰富了中国本土的词汇，也就是基督教和西方近代的部分科学知识被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融解进了自身语法规范之中。但是到了19世纪末期，这种局面改变了，中国本土的传统文化开始被离析，被离析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碎片成了词汇，而外来的异文化却成了进行意义阐释和作出规定的语法。以前是用自己本土的语法和语言的结构来消化外来的文化，现在，自己变成了词汇，外来的文化却变成了语法和结构，言说的合法性和理据是异文化的东西。（注：参见上书第一卷“结语”。）这一深刻的变化，其实我们可以在过去100年中国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各领域不断地从西方文化中寻求方法论和认识论的支持这一典型的方面，看得更为清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