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新国学”不是一种学术研究的方法论，不是一个学术研究的指导方向，也不是一个新的学术流派和学术团体的旗帜和口号，而只是有关中国学术的观念。它是在我们固有的“国学”这个学术概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使它适应已经变化了的中国学术现状而对之作出的新的定义。 “国学”是在20世纪初年，为了将中国学术同西方学术区别开来而产生的一个学术概念。再早有晚清知识分子开始使用的“中学”和“西学”，但那时的“中学”，主要意指由宋明理学家系统化和条理化了的传统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而“西学”则主要意指当时中国知识分子更加重视的西方现代科学技术成果。正是在这样一种理解的基础上，晚清知识分子将“中学”概括为“道”，而将“西学”概括为“器”，被后来人称为“复古派”的官僚知识分子坚持的是重“道”轻“器”的文化观念，并以这样的观念拒绝和排斥西方现代的科学技术成果，而被后来人称为“洋务派”的官僚知识分子则在强调“器”的作用的前提下主张学习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用西方现代科学技术的手段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可以说，正是“中学”、“西学”这两个概念的划分，将中国的学术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我们看到，直至现在，代替“中学”这个概念的“中国文化”和代替“西学”这个概念的“西方文化”，仍然是中国学术的两个关键词，构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基础构架。我们学术上的几乎所有重大分歧，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归结到“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及其关系的问题上来，并且一旦回到这个基本问题上，彼此的对话就中止了，就没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了。我认为，我们现当代学术研究所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从那时就已经形成的这个基础的学术构架有关。学术研究的大忌就在于基础概念的模糊，而这两个基础概念本身就是极为模糊的。它们可以有各种不同的定义方式，这各种不同的定义方式又是建立在各不相同的感受和理解的基础之上的。 晚清洋务派和复古派在其思想主张上是对立的，但在其特点上则是相同的：他们的思想都仅仅停留在当下政治实践需要的层面上，而不具有真正理论的意义和学术的价值。他们几乎都是官僚知识分子，而在中国固有的政治体制中，臣下是为维护皇帝的政权而服务的，是为皇帝出谋划策的，所以他们的思想主要停留在治国方略的层面上，奏折在那时的文体形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更为严重的是，这种在政治体制内的学术论争，常常只是政治权力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论争的胜负并不取决于思想的征服力，而取决于政治权力的大小，这局限了他们思想的正常发展和充分表达。中国近现代学术在他们那里开始萌芽，但还没有成长起来。仅就学术而言，世界地理学的发展是洋务派文化中最具有现代性质的学术成就。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的《瀛环志略》、姚莹的《康酉纪行》等等，反映着中国知识分子认识世界的愿望及其现实视野的扩大，从而也为中国近现代学术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文馆课程设置上的改革，京师大学堂的建立，外国留学制度的制定，仍然是实践层面的政治举措，但对此后中国学术的发展却有关键的意义。除此之外，他们的大多数学术成果仍然属于中国传统学术的范畴，还需要在传统学术的框架内理解其实际的意义和价值。 二 中国近现代学术的重新起步是在维新派知识分子那里实现的。维新派知识分子之所以开始重视学术，是因为他们在野的社会地位，是因为他们处在在野的地位而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他们首先面对的是与他们具有平等地位的在野知识分子，其中有一些则是他们的学生。面对他们，这些维新派知识分子不但要申述自己的主张，更要广泛申述自己思想主张的根据，以与各不相同的读者和听众实现思想的沟通。我认为，正是作者对现实世界的关切以及与读者这种平等的交流关系，产生了中国近现代的学术。 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在学术思想和学术风格上各有自己的特点，但作为维新派的学术，他们又有共同的特征。首先，他们基础的文化资源是中国古代的正统文化，这不但是他们的思想赖以产生的基础，同时也是他们与自己的读者或听众共同拥有的文化资源，是他们与其读者或听众进行学术对话的主要载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谭嗣同的《仁学》以及梁启超的很多作品，都是以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正统文化为表现方式的；第二，他们的主要思想观念是进化论的，是主“变”的。西方进化论的思想与中国古代法家变法施治的思想消融在他们改革现实政治的愿望中，构成了他们自己的维新思想；第三，他们为中国社会虚拟了一个理想的方案，西方政治制度是在他们虚拟这个理想方案的过程中被纳入到他们的文化思想构架的。他们的社会活动和学术事业的目的都是为了这个方案的具体实现，这就使他们的学术带上了明显的政治宣传的特征。 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的学术活动平行发展的是严复。假若说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主要是在重新解读中国古代正统文化的过程中表达了自己社会政治改革的愿望的，严复则是在感受、了解、认识西方学术的基础上建立起自己的文化观念和学术观念的。康有为、梁启超反映的是中国知识分子改革社会的愿望，严复反映的则是中国知识分子求新知的愿望，了解西方、了解西方的学术的愿望。我认为，在严复的文化思想中，始终并列着两种不同的学术：中国的学术和西方的学术。他把西方的学术就视为西方的学术，而把中国的学术就视为中国的学术，它们都主要是知识层面上的东西，他试图沟通这两种不同的学术体系，但却没有像康有为、梁启超那样将两者混合起来。 假若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思想更是社会学意义上的，王国维的思想则更是美学意义上的；假若说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思想更是知识层面上的，王国维的思想则更是情感感受层面的。中国文化是有着几千年悠久传统的文化，清王朝是有着几百年漫长历史的封建王朝，作为一个中国知识分子，自幼就把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具有最高价值的文化，自幼就把忠君爱国作为自己最高的人生价值，但历史的变迁却突然轰毁了这种理想，连在自己的感觉中，也已经直感到中国文化在西方文化冲击下日趋衰败的大趋势，也已经感到了清王朝覆灭的历史命运。在这种历史的趋势面前，个人是无力的。旧的在崩溃着，新的却还不知是祸是福。这该是一种怎样的怅惘和悲哀！王国维没有像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那样闭上眼睛不愿看到中国固有文化传统的衰弱，也没有像很多中国知识分子那样以欣赏的态度看待自己民族及其文化的危机，这说明他属于那种用感情拥抱着自己的民族和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知识分子。我认为，正是他的这一特质，使他成为中国第一个真正能够感受并体验到悲剧之美的学者，成为第一个真正能够感受并体验到《红楼梦》的杰出美学价值的中国学者，成为第一个真正能够感受并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叔本华哲学的中国学者。在这个方面，恐怕是后来很多美学学者也不可企及的。他的意境说是对诗歌美学的杰出贡献，不但在中国美学史上具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即使在世界诗歌美学史上，也应该有其独立的价值。在他那个时代，他是真正把目光转向中国古代非正统文化的学者，这使他成了中国第一个中国戏剧史专家。他还是最早进行甲骨文、金文研究并有卓越贡献的学者之一。在对悲剧美学的领悟上，他直接连接着鲁迅所开启的新文学悲剧美学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