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人类经历几千年文明史的发展，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为什么至今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民族文化（下称中华文化）不仅没有消亡，其历史反而从未中断？这决不是什么偶然，决不是什么侥幸，而是取决于事物的本身：即在于中华文化的本身，在于这一文化所蕴涵的哲理，在于这一哲理所拥有的丰富情感与卓越智慧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力量，在于这一哲理所凝现的民族精神，在于以这一民族精神作为脊梁骨所武装起来的中华民族具有不可战胜的强大生命力。这一民族、这一生命力，历史已充分证明，决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压倒，相反，一定要压倒任何艰难险阻，并从中汲取营养而变得更加强大。 民族，主要是文化的概念而非基因的概念。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哲理，就有什么样的民族。我完全赞成这一论点：文化是民族的身份证。党的十六大报告讲得多么深刻：“文化的力量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凝聚力，主要取决对民族文化的认同，取决于民族文化情感的吸引力；创造力，主要取决于对民族文化精髓的掌握，主要取决于民族文化智慧的开拓力；而生命力，主要是凝聚力与创造力的总和，是这一总和所体现的战斗力，是民族文化哲理在精神与物质层面上的总体现。正因为中华民族拥有如此富有深刻哲理的民族文化，从而具有无比的情感、智慧与无比的力量，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创造力与生命力，具有支撑中华民族赖以生存、成长、发展的不可战胜的民族精神，具有以此民族精神作为坚不可摧的脊梁骨。中华民族在五千多年文明史进化的征程中，承受了多少惨烈的天灾人祸与严峻的历史考验，但是，没有倒下去，而是顽强地站住了，以史为鉴，以事为师，吃一堑，长一智，天才地吸取了宝贵的经验教训，曲折地然而胜利地向前发展，可谓玉我于成。就专业而言，笔者并非学习哲学的，也非研究中华文化的，而是基于一些学习与思考的结果，拟出此文，略陈固陋，求教大方。 一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中华文化哲理所蕴涵的整体观、变化观与本质观，十分宝贵。所谓整体观，是全局地有联系地看问题；所谓变化观，是长远地发展地看问题；所谓本质观，是深入地辩证地看问题。而这三者又是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 首先是整体观。中华文化哲理一大精华就是讲整体，讲全局，讲“天人合一”，讲“四海一家”，讲“古今一体”。世界是一个整体，事物相互联系而不可分割。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观世界是一个整体，主、客观世界也是一个整体。人与人、个人与集体、个人与社会、人与自然都是一体的；庄子讲得对，“物无非彼，物无非是”，“彼出于是，是亦因彼”（按：“是”在这里是指彼此的“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但是，并生，为一，不等于并列，而是老子讲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前三个法，是指“效法”，“道法自然”却是讲“道”就是“自”“然”，“自”是主体，“然”是按主体本身的固有规律而动。世界这个整体是按其本身固有的规律而动，这决不可违反。孔子讲的“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是这个意思。我国先哲从未否认人的重大作用，老子又讲了，“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我国先哲所讲的“天道”、“天命”、“常”等，本质上就是世界本身固有的规律。荀子主张的“制天命而用之”，并非要人去征服自然，要自然听从人的主观主义的意愿；相反，是要从自然界的整体出发，而非从一地一物一事一时出发，来运用其固有规律，以造福于社会。我国古代多少工程就是如此决策而完成的。都江堰工程就是杰出的典范之一，显示了李冰父子中华文化哲理的整体观，正确处理了分水、排沙等等多方面的相互关系，不但整治了岷江水患，造就一个富饶的成都平原；而且丝毫无害于并有利于自然环境，泽被千秋，功垂万代。今天，一谈到对自然环境的开发，就似乎不可避免地或多或少要破坏环境，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发展”。这种只从一地一物一事一时而非整体地来按照“科学”办事，来开发，来“发展”，结果将是得不偿失，岂不令人三思？！我国历史上在水利、农业、医药等领域中的许多杰出成就，正是这一整体观在科学技术中的深刻体现。特别是中医，中医治病是辩证施治：头痛医脚，脚痛医头，强调人是一个整体；同一病症，因人因时因地因势而异的诊断结论与治病处方，将人作为一个同季节、地方、心情、历史等因素有密切联系的这么一个“天人合一”的整体的人来诊治的，而非力求有一“万应灵丹”，来包治同一病症。还有，中医治病的中药往往是以改变人体细胞所含的化学成分及其浓度，来增强人的内部抵抗力，而非只着眼于杀死致病的细菌、病毒等。我国强调“胸中有全局”，正是整体观的深入浅出的表达。 其次是变化观。整体观同变化观是不可分割的。整体观就是将事事物物相互联系成为一个整体，就是要认识到事物间的相互联系，就是要联系地看问题。但重要的是，这一联系是动态的或运动的而非静止的，是变化的或发展的而非停顿的，是有机的或相互作用的而非僵死的。中华文化哲理精华之一就是承认“变”。《易》的“易”，实质就是“变”。毛泽东同志的诗句“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就是世界，“正道”就是固有规律，“沧桑”就是“变”。美国物理学家F·卡普拉在其《物理学之道——近代物理学与东方神秘主义》一书中明确指出：“东方宇宙观的两个基本主题是：所有现象是统一的、相互联系的，宇宙在本质上是能动的。”他又指出：“我们越深入到亚微观世界，就越会认识到近代物理学家是如何像东方神秘主义者一样，终于把世界看成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相互作用的、其组成部分是永远运动着的这么一个体系，而观察者本身也是这体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近代物理学家都知道由爱因斯坦等人提出的思想实验中最著名的EPR实验，对这一实验的验证，真切地证明了宇宙的整体性。中国科技大学潘建伟与荷兰波密斯特合作，1997年9月就实现了这样的光子量子态的远程传输实验；在实验中，并没有实际的光子从一地飞往另一地，而是两地的光子量子态同时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报道这一成果的《量子态隐性传输实验研究》论文不仅在《自然》这一权威刊物上发表，而且被《自然》誉为近百年来该刊物所发表的近代物理学研究论文21篇经典之一。这个世界，这个联系，是变化着的，是发展着的：“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变，无时而不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世界就是这么样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正因为我国先哲深知世界在相互联系中起着变化，因此，一方面，如实地将事物作为变化的而非静止的事物来看待，中医的“经络学说”最为典型，对活人，经络确实存在，针灸之类的治病实为有效，然而对死人，进行解剖，却确无经络存在。另一方面，努力地预测事物变化的未来，“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反者道之动”，相反相成，事物无不在一定条件下向其反面转化，因此，《中庸》告诫我们：“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论语》也讲：“人无远虑，必有近忧。”正因为事物在变化，所以，《周易》指出：“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一定要顺天应人，适应变化了的形势，而不能僵死不变。 再次就是本质观。整体观、变化观同本质观是不可分割的。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其所有的组成部分，尽管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不断变化，永恒运动，演化出大千世界，但在最深的层次上，却是统一的，即本质是相同的。俗语讲得极为精辟：“万变不离其宗”。“宗”，就是本质。这体现着“道通为一”。是的，世界上万事万物，“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无毁，复通为一”。确系如此，“天地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一切即一，皆同无性；一即一切，因果历然。”这“宗”，这“无”，这“一”，就是佛家的“空”，道家的“气”，就是物理学的“真空”，就是F·卡普拉所讲的近代物理学的“量子场”，就是大千世界的本质，就是宇宙整体的统一之处。F·卡普拉讲，世界本身就是一个量子场，是一个具有连续能量的东西；在某种条件下，由于激发能量而凝集成粒子，粒子随着能量的变化，时而存在，时而消散。目前，物理学前沿又出现了还很不了解的“暗物质”、“暗能量”，但是，可以深信，物理学将来会有更大的突破，会更深入认识到世界的统一的本质，名称当然很可能不叫什么“量子场”，但世界的统一的本质确实存在。“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天下母。”老子这一卓越的思辨结论，无疑是正确的。正因为中华文化哲理是如此地唯物地看待世界，所以在中华文化哲理中，就没有神，就没有“上帝的一棒”，就不是以神为本，而是“域中有四大，人居其一焉”，以人为本。对天命的敬畏，实质上是对世界固有规律的尊敬，以及知道一切违反规律的行为必遭规律惩处而产生的畏惧。这一敬畏是极为科学的。中华文化深深了解：“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齐报销。”多么通俗！多么深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