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有种偏颇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漠视个性,滞塞创新,是发展创新精神的障碍,是阻碍科学发展的罪魁。这未免一叶障目,以偏概全,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曲解和误读。 人的个性特质与创新精神往往紧相关联。个性,指一个人以与生俱来的天资为基础并在后天的习染中形成的精神素养、心理特性,是人作为独立存在的生命个体与其他个体相区别的显著特征。创新,指创造与更新,意味着“无中生有”,新事物产生、新思想形成;标示出“推陈出新”,在旧有基础上的变革,使旧的事物增加了新的机质、旧的理念孕育出新的生理。词义上的“创”,有创始、创造、创举等义,开拓性、独特性、新颖性是其词中应有之义;“新”,则区别于旧有、现存事物的新质新态,是新鲜的,因而也是独特的、新生的。创新是主体个性的突出表现。没有个性,就构不成大千世界;缺乏创新,就形不成历史卷帙。浩瀚宇宙,万事万物皆因其个性独具而取得存身世界的可能;悠悠万世,人类社会正因其不断地创新而获得进步和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崇尚个性,追求创新的品格,犹如一根红线,贯穿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之中。 一 提到中国文化,不得不从《周易》说起。《周易》是中华文化之源,它以“易”为名,易者,变也。汉代许慎《说文解字注》引郑玄解曰:“易之为名也,一言而涵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变化、出新是它的基本含义。从《周易》的内容看,它包括《易经》和《易传》两部分。《易经》是周人占卜用的书,指书中的卦象和爻辞,《易传》则是相传孔子对《易经》蕴含哲理所作的阐释。《周易》在对宇宙人事的推演过程中形成了中华文化的三大理论精华:一是,阴阳对立统一论。认为任何事物都存在着阴阳两个方面,它们既对立又统一,既相反又相成。二是,五行生克制化论。将宇宙间的一切事物按水、火、木、金、土五种属性归类,事物之间相互制约、相互生成。三是,天人合一论。认为人与宇宙是相融互渗,相感相通,和谐一体的。这些,是宇宙自然、社会人事中最高的道理,最普遍的法则,它包涵了科学、哲学、人文、宗教等等一切范畴,对中国的哲学、史学、文学、艺术、伦理、宗教以及天文、历史、数学、医学等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都享有极高地位,被誉为“群经之首”、“宇宙代数学”、“智慧中的智慧”。 贯穿于《周易》始终的便是关于宇宙万物变化的思想。变化,也就是与原事物产生了不同,就是个性,就是创新。这从《易传》诸篇对于“乾”卦的阐释中即可见一斑。《经》曰:“乾:元亨。利贞。”《彖》释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文言》释曰:“‘元’者,善之长也,‘亨’者,嘉之会也,‘利’者,义之和也,‘贞’者,事之干也。”“大哉乾乎!刚健中正,纯粹精也。六爻发挥,旁通情也。”这里表达的思想是,乾卦象天,天是派生宇宙万物的本体,纯粹的元精。天也是宇宙间善、美、义、正的总会、根源。天的体性是刚健中正。天派生出地,天与地交会再派生出万物。《系辞上》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天作为本体,它派生出地,从而有了阴阳间的对立和变化;继而派生出万物,万物之间也就有了对立和变化。可见,对立与变化是万物的普遍属性。在《易传》里,乾与坤、阴与阳、刚与柔、进与退、动与静等等都是对立着的统一体,“阖户谓之坤,辟户谓之乾。一阖一辟谓之变”(《系辞上》),“一阴一阳之谓道”(同上),“刚柔相推,变在其中矣”(《系辞下》),变化寓于一切事物之中。“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往者屈也,来者信也,屈信相感而利生焉。”(《系辞下》)总之,一切事物都是变化的,一切事物或事物的一切变化都是矛盾的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结果。 《周易》不仅昭示了变化、创新是事物产生和发展的普遍现象,而且揭示了宇宙万物变化发展的深刻原因——变与通的辩证法。事物既有变的一面,也有不变的一面,二者是对立的统一。变化不但是宇宙间万物运动的普遍形态,是一切事物生发的原因,而且是事物发展存续的动力,是事物在原有形态范围内发展到极致所必然要产生的一种转折。因此,变,也必然表现为旧的发展过程的中断和新的发展过程的兴起。但这新与旧之间又是有着密切联系的,那就是“通”。通,就是两端之间的贯通,就是发展过程的畅通,就是事物之间的联系。《易传》讲“通”有三个基本含义:一是,讲不同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如《系辞上》:“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易……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圣人以通天下之志”;“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讲的是天人相通以及天下万事万物的相通性。二是,讲同一事物特定形态发展过程的持续。如“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推而行之存乎通”。化裁是事物的新旧质变,是旧的发展过程的终结;而推行则是新的发展过程的延伸、持续和扩大。三是,指事物发展的最终归宿,矛盾斗争的最终结果,对立归于同一,发展趋势转入复归本体。所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系辞下》)。变是对穷的一次否定,通则是对变的二次否定。变是穷与通之间递进的中介。通过否定前两个阶段的片面性以后,与本体归一,因而获得了恒久的物质。如果我们联系到《周易》里的“反复”这个范畴,就能更清楚地理解穷、变、通之间的关系。《易经·泰十一》:“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彖》:“‘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天行也。”可以说,从穷到变是“反”,从变到通是“复”。一反一复,即是天道运行的规律。复归于何?《彖》曰:“复,其见天地之心乎。”《系辞下》曰:“天下之动,贞夫一也。”“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复即通,被理解为向天地本体的回归。而这种回归,并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新事物的孕育、新生命的开始。这从古人对“天地之心”的解释可见。《周易》本义解释复卦之卦象曰:“积阴之下,一阳复生,天地生物之心,至此乃复可见。在人则为静极而动,恶极而善,本心几息而复见其端也。”孔颖达正义:“天地养万物,以静为心,不为而物自为,不生而物自生,寂然不动,此天地之心也。”[1](P245)《周易》的“通”即是指事物生生不息的状态、相互转化的过程、不断生发的本性。 可见,《周易》作为中华文化之源,讲的就是变的哲学,创新的哲学。变就是承认不同的事物有着自身的特点、独特的个性,要尊重事物的个性,顺其自然;变就是创新,就是变革;通则是事物的生存、发展、承续。事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得变,变才能通,通才能久。要不断创新,不断变化,以求发展延续,这是由事物内外因素、主客观条件所决定了的,是宇宙万物生存发展的客观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