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任何一种文化都有其经典，而作为集合概念的经典文化是由无数文化经典文本组成的。“经典”一词，《现代汉语词典》释为“传统的具有权威性的作品”，《辞海》释为“一定时代、一定的阶级认为最重要的、有指导作用的著作”。就本文而言，“经典”一般涉及三方面的含义：一指在某种文化中具有根本性或权威性的著作（scripture）；二指文学艺术方面具有权威性的典范作品（classic）；三指上述两义中内含的确认经典的标准或原则（canon）[1]。由此可见，文化经典不仅仅是以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重要的是这种文本还代表了神圣不可侵犯的文化价值规范，代表了模铸人的思想、制约人的行为的文化力量。因此，对于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和时代来说，经典文化永远都是其生命的依托、精神的支撑和创新的源泉，都是其得以存续和赓延的筋络与血脉。唐朝大诗人李白曾有诗曰：“干戈不动远人服，一纸贤于百万师”；经典文化的内蕴本质虽然是一种非物质化、非形态化的东西，但其巨大的作用和特殊的功能确实是无以伦比和无可旁贷的。 概而言之，传统的经典文化与其后代接受者之间的关系表现为一种类似于父与子的关系。一方面，传统经典作为前人（父辈）智慧的结晶，代表了父辈们迄今为止精神探索的最高成就，它为后人（子辈）的创造活动提供了丰富的资源，而正是这种对于经典的继承保证了文化的延续性。T·S·艾略特曾说过：“我们称赞一个诗人的时候我们的倾向往往专注于他在作品中和别人最不相同的地方。我们自以为在他的作品中的这些部分或那些部分看出了什么是他个人的，什么是他的特质。我们很满意地谈论诗人和他的前辈的异点，我们竭力想挑出可以独立的地方来欣赏。实在呢，假如我们研究一个诗人，撇开了他的偏见，我们却常常会看出，他的作品中，不仅最好的部分，就是最个人的部分也是他前辈诗人最有力地表明他们的不朽的地方。”[2]由此可见，任何创造都不是凭空进行的，都必须在由父辈经典所组成的传统文化中进行。另一方面，先辈经典作为一种规范性的力量又必然制约着后人的创造，这种制约有时还相当强大以致引发后人影响的焦虑和叛逆的冲动，并通过误读经典或否定经典的影响等途径寻求超越与突围。经典文化史上这种离经叛道的声音听起来相当迷人：“影响乃是不折不扣的个性转让，是抛弃自我之最珍贵物的一种形式。影响的作用会产生失落感，甚至导致事实上的失落。每一位门徒都会从大师身上拿走一些东西。”[3]“一部诗的历史就是诗人中的强者为了廓清自己的想象空间而相互误读对方的诗的历史。”[3]因此说，经典文化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既是创新的资源又是创新的障碍，真正有创造力的一辈人应该既从经典中吸取资源又能突破经典的囿限。 一、经典文化的形成：意识形态的历史沉积与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 英国学者迈克·费瑟斯通认为：“文化这个词有两种含义：（人类学意义上的）作为生活方式的文化；和作为艺术的文化，它是文化产品与体验的精神升华（高雅文化）。”[4]在传统语境中，这两种含义的文化通常是分离的，并为某种等级秩序划分所制度化；作为艺术的文化通常以其对意义的深度追求而成为文化等级秩序划分的一种尺度。可以说，文化等级秩序的制度化和艺术对意义的深度追求，构成传统语境中确认艺术经典的基本依据。而法兰克福学派学者马尔库塞则认为：任何社会都会逐渐形成一套观念，向社会成员解释社会，从整体上理解社会，并为多数人所接受，这就是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与真实的社会生活之间往往存在误差。经典文化渗透着历代文化精英即文化大师的思想精华，久而久之沉淀成某种意识形态并逐渐形成一统天下的局面，甚至发展到不允许不同的声音发言更不允许这种异端思想的传播。这种精英控制的等级阴谋不但损害了普通大众创造文化的积极性，更有可能扼杀人类精神生活的多样性，使大众的文化滋养与生活方式趋于单一，阻碍了更多的想象、经验和感受进入文化的殿堂。 按照通常的美学观念，文学经典是指传统的具有权威性和典范性的文学艺术作品，它们是一个时代文学艺术成就的标志和审美趣味理想的尺度；文学艺术历史的沉积和构成通常除了文化事件外，其主要的支撑框架则是经典文本；文艺史上只有少数经典文本因其深刻的思想内涵和独特的艺术成就而具有超越时空的内在审美价值，具有长久的历史生命，它们体现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纯粹、最高尚的审美经验，而绝大多数文艺作品往往因为迎合时尚和大众口味、缺乏内在的审美价值而在历史上稍纵即逝，很快被淘汰或遗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经典作品是精英文化在审美方面的代表；有的作品即使曾在一定时期属于大众或者通俗文化范围，但当其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被奉为或转化为“经典”文本时，它一定已经被另一时代的文化精英所认同，给予精英化的评判、处理了[5]。而理查德·舒斯特曼（Richard Shusterman）则认为：在纯艺术品与通俗文化作品之间不存在任何本质和不可逾越的界线，历史清楚地表明，一种文化的通俗趣味（譬如古希腊甚至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戏剧）能够成为以后时代中的高尚经典；他觉得“纯艺术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是贵族阶层为确保其继续拥有凌驾于日益强大的资产阶级之上的社会优越性的一种发明”[6]。由此可见，经典文化的形成中并没有以一贯之的客观标准，所谓的“最纯粹、最高尚”也是相对性的模糊概念；文学经典并不一定是普遍的艺术价值的体现，相反它不仅体现了特定阶段与时代的文学规范与审美理想，同时也凝聚着文化权力的斗争。但是，长期以来人们却被告知：灌注了意识形态或曰精英思想的经典文化是经过相当漫长的时间、通过历史的积淀与考验才形成的，它是自然选择与文明进化的结果，是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与文明的象征。同时，任何主流文化都是经典的当然诠释者和捍卫者，经典通过图书馆、博物馆、出版、学校、传媒等文化机构（或国家意识形态机器）得以传播、保存、阐发，影响社会。当代英国文艺理论家伊格尔顿就明确指出：“所谓文学经典和不容置疑的民族文学的伟大传统，必须被看成是由某些人出于某种原因在某一时间所作出的一种建构。”[7]经典的确立、维护和发展自古有之，而在现代化时期又得到国家和社会的多方重视，起了确立民族国家的文化认同、确立国家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重要作用；经典的作用在现代化时期并未削弱而是大大加强了。在现代化初期，曾经有过激烈的反传统、反经典的运动，在西方有启蒙运动，其标志就是对基督教神学经典进行理性的批判和反思（其实这种反神学经典运动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就开始了）；在中国这样的现代化“后发”国家，也有五四反儒学经典的激烈反传统运动。但是现代化民族国家的建立离不开经典，西方启蒙运动的始作俑者如法国的卢梭、伏尔泰，德国的康德、黑格尔、歌德，英美的亚当·斯密和杰佛逊等，各自为自己的民族国家确立了新的经典，在一方面包容希腊和犹太传统这一西方文明共同遗产的同时，另一方面强调的是各国的“民族性”的“时代精神”。没有什么文化遗产的美国也特别重视经典的作用，它强调的自然是西方文明的共同遗产和现代经典，包括自由主义理念、市场、科技、法治的经典。80年代美国知识界受到后现代主义激进思潮的影响，出现了反思和批判白人至上、男性至上、欧洲中心的西方经典的趋势。主流意识形态的维护者于是进行了反击，由保守派学者领头，媒体、政客纷纷呼吁重建美国文化的经典和“伟大传统”[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