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要讨论的主题是“全球化”与“中华文艺”。首先需要问的是这个题目中两个论题的关系何在？全球化对中华文艺未来有何影响？中华文化的前景如何？ 艺术文化的继承发展与社会经济的发展相辅相成 在讨论上述问题之前，拟先提出五年前笔者参加主办的一个国际会议所作出的一个相关的结论。由笔者所创办的美中艺术交流中心从1978年起就开始主办大量的文艺项目，1990年我们在云南开展工作，是针对省内各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我们组织了当地各方面的专家与美国和亚洲有关专家们从事深入的合作。经过十年的努力，在1999年，我们召开了一次有150多位中外专业人士参加的高级国际研讨会。 结束时所发表的“云南倡议”宣言中指出：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和它的生态、社会、经济以及历史，科技等相辅相成的，不可能分隔的。同样的，社会、经济等也不可能脱离文化。 其实这个结论早已见于中华文化早期经典中，比如先秦文化代表之一的“中庸”。按照东汉郑玄为《礼记》的注解，中庸这两个字的定义是“中和之为用”。也就是说文化非但处于有关人类一切的因素之间，而且是与各因素有呼应的关系。 因此，1999年的“云南倡议”是与古人暗合，共同认为中华文化的发展不可能脱离它身外的情况与动态。也就是说，中华文化的前途非但与整个中华民族所居住的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有密切互动的关系，而且也无从脱离全球文化交流、国际关系、科技贸易等方面的利害冲突，更不可能回避历史演变过程中的浪潮。 当然，中华文化对其他文化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也是它延绵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华文化将来可能对全球起的作用更是不能忽视的。 但是，今天美国的商业势力已经强力地把不久前才发起的“贸易全球化”概念伸展转移为“文化全球化”，使中华和其他文化处于被动退守的地位。也因此使得全世界各文化在继承、交流、发展上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这些问题是笔者在过去半个世纪中最关注的，也是本人26年前创办美中艺术交流中心的出发点，更是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当然本文所要谈的内容是完全针对文艺的。 本人不是一个社会学或人类学家，也不是历史学家或哲学家，更不是一个政治家或舆论家，而是一个作曲家，一个教育家。但是，笔者在学习研究中华文艺，推动执行文化交流，主持国际性的艺术教育上已经有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实践经验，所要说的是许多年来一直想要讲的肺腑之言，也是怀念中华文化伟大历史的痛心之言。 自从1956年以来，笔者在国际会议上屡次提出中国故有音乐对现代音乐发展的价值、东西方音乐交流的重要性、各种音乐文化合流的优越性，以及中国文人精神重建的必要。但是本人从来没有提到过“全球化”。因为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在帝国主义已被消除的今天，本人不能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 “中华文化”和“文化全球化”的意义是否相等？ 在此，首先要问“中华文化”和“文化全球化”这两个论题的意义是否是对等的？互动的？中华文化已有四千年以上的历史。也就是说它在继承发展上已经有了160代祖宗的血汗。在目前全球人口中至少有五分之一以上承袭了中华文化。这还不包括受到中华文化影响的地区，比如日本、韩国等。在这么多的人中有多少还在为它的发展努力效劳？一定不少。仅仅在云南一个地区，我们每次开展一个项目，往往会吸引到数百数千的人参加。那么这许多人是为了什么？可能不只是个人利益。而是因为爱护中华文化，为了它的延续，觉得义不容辞。 相比之下，“文化全球化”有多久的历史？据笔者所知，“全球化”的口号始于美国贸易界上世纪80年代推动的“贸易全球化”。目的在于减低成本，增高赢利，控制市场。所谓之“文化全球化”，我是90年代才听说过的。目的在于向全球大量地推销美国商业化的通俗文艺，尤其是最通俗的流行音乐产品。因此它的历史不超过10年20年，直接受到影响的人还不到一代。实际参加工作的人更只限于投机资本家以及他们雇佣的经理人、宣传公司以及为他们录音演奏的音乐家们。为数当然极为渺小，目标完全是为了个人的财富。 显然，这两个论题的意义非但不相等而且是有极大的差距。不过它们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极为倾斜的关系。因为提倡文化全球化的商人们拥有极大的经济资本、科技能力、推销技巧、操纵市场的优势，控制消费者心理的手法以及吸引文艺家的手段。 他们对亚洲人的诱惑力尤其是值得我们注意的。由于几百年的西方殖民地政策，以及20世纪中叶东西方对立所造成西方，尤其是美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宗教上的优势，往往使他们的文化商品对东方人民产生了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 中华文化在最近5个世纪中经过了一段逐步下降的岁月，同时也是西方文化从文艺复兴开始屡屡上升，从而霸行全球的时代。在如此差异的情势下，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必须以平等、深入和真诚的方式进行，才能有实质的了解和相互的影响。因此我们首先的一步不是彼此模仿，而是“知己知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