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讲的题目是：《中国文化心理与全球化》。 在当今世界，全球化是一个总的趋势，哪一个国家如果不能融入到全球化之中，就没有太大的发展余地。我们国家要怎样去适应全球化的进程，这是我国所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如果在经济上全球化，则国内的各种体制势必与国际准则一致化。经济运作遵守国际准则，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法律等体制的保障，而且需要契约精神、秩序原则、公平诚信、科学态度、效率至上等一系列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习俗和文化风尚，从人的内在需要来推动人们的经济活动。这里便出现文化适应的难题。对于西方社会来说，这一切皆是现成的，他们恰恰是在这种文化环境和公民社会中，发展出当今的市场经济。然而对于第三世界，尤其中国这种有着古老传统的国度，必然会发生文化适应的问题。如何适应，则牵涉到一些根本问题。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不仅是经济的全球化，各个国家的文化也在全球化着，而文化心理是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今天我想讲的是活的文化，是一般人心中所表现的东西，我姑且把它叫做文化心理。最近有人指出，由于传统“面子”观念在作祟，正常的学术批评难以开展，甚至青年学生为了维护导师的面子，替犯有道义错误的导师开脱罪名，等等（杨曾宪：“批评事小，面子事大”，《中华读书报》2002年5月15日）。现在我们就以“面子”心理做实例，来分析一下中国的文化心理。 中国的面子，不同于西方的荣誉，而是一种与身份制关系网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维护“上下贵贱之别”的专制等级社会的“礼”。一个人的面子不仅属于个人及其从属的等级，而且涵盖一个利益攸关的关系网，如上下级、家族、宗族、集团、宗派、圈子、师生、哥们儿等，就是《红楼梦》里说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那个身份面具。在一个礼治的社会中，面子关系已经构成一种社会秩序。为利益、为生存而保护面子，比维护社会公正更重要。这是我们的传统，也是我们的现实。如果一个中国人企图用“看在我的面子上”的方式来解决一个纠纷，而达不到目的，他往往会愤愤然地说：“你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是很重的一句话，几乎就是决裂。 这个礼治传统，渊源久远。《礼记·曲礼》说：“分争辩讼，非礼不决。”便是说法律问题归根结蒂要由礼来解决。面子和礼有什么关系呢？礼是维系社会等级秩序而超乎法律之上的社会规范。它是通过教育至深入人心而形成的风俗，靠身份以及维系于身份的尊严来维持。《周礼·天官冢宰》所谓“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将礼教置于政、刑、事之前，因为礼典的功能是“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中庸》：“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曲礼》：“夫礼，所以定亲疏。”《经解》：“夫礼，禁乱之所由生。”其目的是使人在不知不觉之间依靠身份尊严（面子）来维持一种“上下贵贱之别”的社会秩序。《诗·小雅·何人斯》：“有觍面目，视人罔极。”讽刺他俨然有脸面，可见面子传统之悠久。对于有脸面的人，不能随便批评。《榖梁传·成公九年》：“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在三传中读到不少“为桓公讳也”“为叔武讳也”“为公子同夷讳也”“为公子喜时之后讳也”。现在我们为老师讳，有什么奇怪？面子，古语也称“颜”，“颜面”“脸面”“面目”“面皮”“面孔”等。《国语·吴语》：“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见员也。”《旧唐书·张浚传》记载兵部尚书张浚教训藩镇曰：“既未识君臣礼分，复何颜以御军民哉？”可知在礼分与颜面之间已设置因果关系。“内廷宰相”杨复恭奉卮酒敬张不饮，杨曰：“相公握禁兵，拥大旆，独挡一面，不领复恭作面子耶？”张笑曰：“贼平之后，方见面子！”前边的“面子”指杨复恭的身份，后边的“面子”则指张浚幻想邀功之后在皇帝跟前抬高的身价，即排挤杨的本钱。《三国演义四十六回》：“若不看众官面皮，决须斩首！”连死刑皆可因面子而取消，可见其功能之大。然而既然只是面上，也就难免有假。《朱子语类七十二》：“人人面分上说一般话。”古语有：“面朋口交”“面是心非”“面誉背毁”“面从”“面违”“面称”之类的行为。反之，则有“面折”“面究”“面刺”“面诋”“面讦”之类不留面子的严厉惩罚或报复方式。“文革”中常说的“搞臭”“钉在耻辱柱上”，说明我们仍然习惯于依靠面子这个礼治的手段来维持社会秩序。西方人一向对中国人的面子观念感到奇怪，英语里有一个词face-saving（to save face挽回面子/to lose face丢面子），根据《牛津大词典》，这个词最初见于19世纪中叶的报刊，也就是鸦片战争时期，似乎与讽刺中国人有关。也许很少有人想到，面子文化与礼文化其实有极深的形而上的渊源。《礼运》称：“是故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中庸》：“大哉圣人之道，洋洋乎！发育万物，峻极于天，优优大哉！礼仪三百，威仪三千。待其人而后行。”“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温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礼。”礼的神秘性在于，它被视为通向神圣他者的必由之路。天子的封禅、祭天以及《祥林嫂》里描写的祝福之类，皆有宗教仪礼的意味。靠礼分维持社会秩序，本来是一种信仰。用面子治人，有诅咒的意思。近几十年来，这个仪礼的传统中断了，然而埋在人们意识深层的第二本能，却在无意中起著作用。 在当今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所拥有的一些观念该怎样适应这种环境？这是摆在我们在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所亟待解决的问题。全球化的经济是理性经济，是契约经济，这就要求在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有法律的介入，就要求我们在做事的时候要有科学的态度、认真的态度，而我们恰恰缺乏这种精神。生活中有许多的例子，比如银行中的一米线，遵守的人并不多，因为我们不习惯，不习惯理性原则、不习惯秩序，等等。如果我们接受市场经济的规则，那么你就应该认真地遵守这些规则。好比你参加世界杯比赛，你就必须遵守世界杯的规则，你不能说我有另一套的规则，这是不行的。你要尊重市场经济的规则，市场经济的规则是在西方长期的文明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是在其环境中自然长出来的。中国没有这种土壤，那么中国怎样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呢？仅仅靠公布一些法律法规，对公民进行一定的教育，就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我想不是这么简单的事情，一个民族文化思维的形成是几千年的历史演进而慢慢形成的。我们要适应全球化，要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就要使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思维定式有一个大的改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可儿戏。 我现在讲两个问题：一个是文化的层次性，一个是文化价值的相对性。 首先谈谈文化的层次性。文化是生活方式，生活方式有层次，有经济活动，有社会体制，有意识形态，也有精神领域。在文化中，有紧密结合体制、与体制互动而支撑体制的意识形态或风俗习惯，包括不自觉的文化心理。比如上述的面子心理便是礼文化的一部分，而礼文化是儒家意识形态。这种最低限度的意识形态，依存于社会体制。我们至今生活在某种面子网中，乃是因为我们仍然有身份等级的体制，在时时激活那深植于我们语言和心理中的面子意识。虽然礼教的仪礼已经中断，但社会体制的类型（人治）并未大变。经济和各种社会运作的控制权仍然掌握在“有脸面的”人物手中。控制的方式大抵是农村的县乡镇村等级制和城市的单位等级制。思想言论、生活方式皆控制在固定结构中。办事不得不托人情，拉关系；个人生活，职称，房子，升迁，挣钱，乃至生存，皆不得不托派系和关系的福。乱说话会获罪，而单纯靠一己的才能和努力，成功的概率极低。在这种社会关系和生存状况中，那深藏于我们意识里的面子观念，便自然运作起来。即使自觉抵制，也顶多抑制自己这一面，却挡不住迎面来的那一面。碍于情面，或得于情面的事情，在所难免。不看僧面看佛面，横竖得看人脸色。连“老外”到了中国，为办成事情，亦难免随俗，何况我辈。所以我以为，此类观念的转化，绝不是文化批评、文化革命、移风易俗运动或全盘西化，所能毕事。需要改革，能够改革的，是体制。一旦体制更新了，这类陋俗或幽暗心理，自然淡化，或化为有益的礼俗。“五四”以来有一种偏见，将本应由体制负责的事情，推在文化身上，甚至说：“国粹不能保护我们，何必保存国粹！”这很荒谬。近代中国的虚弱，乃由于体制落后，严重压抑民族的创造力，而导致国力衰微。我们不能深刻认识人类历史的主流，迅速向高效的体制过渡，却将我们自身的责任推给文化传统。本来应该进行彻底的体制革新，却转向笼统的反传统。我们犯了一个逻辑错误，将文化这个集合与集合的一个元素（体制）以及另一元素（维护体制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不是集中火力摧毁旧体制及其意识形态，努力建树高效的新体制，而是笼统地批判“封建”文化（后来发展为“封资修”），却以新包装继承了传统的体制，最终导致文化大革命。结果文化摧残，传统断裂，人心大变，而体制依然。此时此地，一切革新，惟有较前更为艰难而已。可悲的是，如此简单的一个逻辑错误，却参与并影响一个时代的大悲剧，而至今未予思维上的彻底澄清，“反传统”至今仍是遮蔽我们视野的一种情结。对此，我们知识分子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