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文化现象是后现代性或后现代主义理论实践的结果。但在中国，并不是先有一种后现代实践的过程，才造成那种文化现实，而是先从国外的文献了解到后现代理论，才注意到这一话题的存在。而另一方面，国外的后现代实践通过经济的、社会文化的全球化运动，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的现状，使我们被动但不可避免地面临后现代性社会文化现实。这就是中国“后现代性”话题的特殊性。 笔者旨在通过考察这一话题的特殊性，探讨中国当下文化实践的策略。在此，需要提出“后现代性”讨论中应注意的两个前提：第一，“后现代现象”应当具有后现代性，即有后现代的价值取向和针对性，它通常是一种主动的文化实践的伴生现象，因此，不能仅仅从表面的相似性来作判断，也不能将后现代实践的某些诉求在抽去其针对性的情况下，当作社会文化现象的分类标准来使用，将不真实的后现代幻象当作后现代现象来确认；第二，应当注意到，后现代实践在不同领域的表现并无必然的一致性，因而不能用某种领域的实践特征作为判断所有其他领域“后现代现象”的标尺，从而忽视后现代现象的他种形式的存在。注意这两个前提对考察中国当下文化的“后现代性”非常重要，因为迄今为止在相关的讨论中，由于这方面的混淆而导致的误解和歧义很严重。 具体来说，笔者的问题是：可以用后现代性来解释最近二十年中国思想文化所发生的变化吗？从事一种后现代实践，我们欠缺和需要些什么关键要素？中国当下文化需要何种实践？ 一 20世纪80年代，尤其是90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和艺术文化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现象，一些明显不同于以往的话语占有了市场。这些现象具有后现代理论家们所强调的特点，因而也是持中国进入了后现代社会观点的人们通常用来作为例证的。因此，本文首先从考察这些现象入手。 首先，在艺术文化方面，通俗、大众化和所谓“拼贴”美学大量盛行。在1989年以前，随着启蒙思潮的发展，现代主义艺术实践也作为一个逻辑后果在美术、文学、音乐和舞蹈诸领域逐步展开。由于现代主义探索过于艰深、寂寞，过于专业化，且因为意识形态风险方面的原因，加上商业化运作模式的渗透，自20世纪90年代起，通俗文艺实践占据了文化市场主流。文学中兴盛的“痞子”文学（王朔）、“新写实”，以及武侠、言情作品质疑和嘲弄“崇高”，专写市民琐碎生活，或纵情于传奇的虚构游戏，拉近了文学与大众的关系，并介入了大众媒介的因素。音乐方面，在出色的经典音乐家纷纷出国及古典音乐不景气的同时，流行歌星及其演唱会层出不穷，流行歌星的魅力建立在歌唱、做派、发型、服饰、包装等综合基础上，由各种不同要素拼凑而成。而在作为西方后现代艺术实践发源地的建筑方面，在业主意向、资金限度、长官意志、大众艺术品味及艺术家美术涵养诸方面折中委曲的建筑师们实践的所谓“欧陆风情”或“现代民族风格”，也是典型的各种要素的拼凑。 其次，在思想文化和社会发展理论方面，近二十年最具“后现代”色彩的征兆就是整体性、统一性的解体和对合法化论证的推迟。真理是无法证明的、达不到的，这一后现代思想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和活跃了被追求真理的目标所苦恼的思想文化界。既然真理被证明是无法（通过现有思想工具，如概念、语言等）证明的，既然理性主义是一种虚妄的误会，那么，最终的统一性根据就无需费力去寻找，各种观念的关联也就不必加以关照。而在实践优先、发展是硬道理的观念推动下，只要是有哪怕暂时性实利效果的制度、准则、政策或规定，都会加以实施，得到张扬；各种不同动机和目的的思潮更替出现，往往是出现与消失都未得到认真对待。所以，整个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实际上也缺乏统一性基础，具有拼装的特点：有点人道主义，有点强调法制；经济上的自由主义，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对舆论作导向和监督，对娱乐商业化；兼有儒家的入世功利主义和佛道的悟性修炼。并且，由于担心讨论和争议延缓现代化发展的速度，在“不争论”的决定主导下，对各项政策、决议、标准、制度以及社会发展总目标的合法化论证往往被无限期推迟了。 第三，被伊格尔顿视为后现代物质条件的后工业化信息社会在中国逐渐形成。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引进，国际互联网在中国的运行，对信息的需求和重视超出了科学技术研究和教育的范围，扩展到经济金融体制、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各种运作机制以及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因此，通过互联网进行通讯、资讯、娱乐、交流，以至办公和商业交易，成为人们经常性的生活行为。 二 但是，上述种种现象真的都具有“后现代性”吗？笔者对此表示强烈怀疑。因为除了第三种现象能算是后现代的一种条件外，其他几种情形并不是主动的后现代实践的结果，而是抽去了实质性目标的理论套用的结果，是一种后现代性幻象（指不确切的、因表面相似而遭误认的现象）。理由如下： 首先，它们与后现代理论家所描述的后现代文化状况只有表面上的相似。例如拼贴，后现代主义为打破现代性界限分明的专业壁垒以及与大众生活隔绝而作的拼贴，是有实践理念和目标的，因而具有可理解性。如弗里德里克·詹明信所分析的波特曼大酒店，它在处理建筑空间与城市生活空间的关系时包含了文化方向上的选择，通过“构造一个整体的空间，一个完整的世界，一个小型的都市”[1]（p.491），模糊这一世界与外部世界的界限（入口处），将居住、购物、娱乐、通道、观光等各不相干的功能集合在一起，来中止现代主义建筑的那种与世隔绝的乌托邦理想，从而产生新的建筑美学。但在上文提到的例如当代某些所谓“欧陆风情”或“现代民族风格”建筑中的“拼贴”现象，是左右建筑的各种力量（商业、行政、官员个人爱好以及建筑师审美选择等）妥协平衡的结果，没有方向感。所以，国内一些建筑师和评论家干脆称之为“混乱”，而不是什么“拼贴”。又如对理论争论与合法性论证的冷漠和回避。这是因担心妨碍经济发展，为强调效率而采取的姿态，与后现代因发现建立于语言（或叙事）的“真理”本身并不具有如它自称的那种合法性，而反对这种“真理”的神话，性质是完全不同的，前者所表现出来的独断论（如“不争论”的决定）实际上是前现代的思想方法。效率优先虽然是后工业化发展带来的逻辑后果，但它并不是必然的后现代性原则。利奥塔指出，效率优先的合法性建立在决定论基础上，即假定社会系统是稳定的，决定性能的输入输出的比率是确定的、可控制的。利奥塔用当代科学的诸多例子证明了这种假设的虚妄，指出“后现代科学知识的语用学本身和追求性能没有多少相似性”[2]（p.116）。后现代理论认为不存在普遍真理，但局部的合法性论证仍属必需，因此，利奥塔就把后现代知识的合法性基础建诸“误构”（paralogy，或译“谬误推理”）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