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却和转移 后现代主义生成的直接历史背景，应当说是20世纪60年代中叶左翼学生革命运动的失败。我们这里所说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是泛指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结构主义即解构主义和一些带有明显的消解性特质的文化研究批判理论的总称。“后现代”一词的本意是用来描述现代主义内部发生的逆动。而“后现代主义”作为一种学术理论则是美国学者哈桑最早提出的。7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开始突破狭窄的文学领域，演变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文化思潮。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经过80年代的发展，到90年代渐入极境。从总体上说，以德里达、佛克马、福柯、拉康、利奥塔、杰姆逊、鲍德里亚为代表的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与其说是一种学术思想重心的转移，倒不如说是一种从试图变革现实的企图和行为，向语言、词句、舆论、生理、精神、意识、文化领域的退却、隐遁、躲避和逃逸。由于60年代中叶法国爆发的左翼学生运动的失败，使法国左翼知识分子自觉地意识到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牢固性，引发了他们对维护现行体制的系统性和结构性功能的普遍反感、厌恶和敌视，既义愤，又无奈，导致从现实批判向语言解构的转移。一位英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伊格尔顿是这样分析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产生的原因的。“后结构主义是1968年那种欢欣和幻灭、解放和溃败、狂喜和灾难等混乱的结果。由于无法打破政权结构，后结构主义发现有可能专门破坏语言的结构”。（注：《当代西方文学理论》第20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他指出，“后结构主义者们无力打碎国家权力机构，但是他们发现，颠覆语言结构是可能的。总不会有人因此来打脑袋。于是，学生运动从上街消失了，它被驱赶入地下，转入语言领域。”这种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迎合了20世纪后半期人们对高度发达的后工业社会所铸成的模式化、规范化、规格化极其反感的社会心理需求，表现出跨国资本全球一体化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的脱节、失衡和裂变所带来的精神危机。作为社会生活中的敏感神经的人文知识分子强烈地体验到，由理性建构起来的所谓永恒不变的真理、中心、权威、结构以及派生出来的终极意义，开始形成了对自由思想的压抑和禁锢。为了打破这种精神的桎梏，以德里达为代表的一些操异向思维的知识分子，发起一种带有虚无主义特征的思想解放运动。正如伊格尔顿所指出的，这种带有激进的政治色彩的后现代主义，即解构主义的社会文化思潮“企图破坏一种特定的思想秩序以及它背后的整套政治结构和社会制度所赖以保持自己力量的逻辑。”（注：《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第21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他们坚信肯定会把新转移到的领域作为自己赖以生存的栖身之所经营得更好些。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向语言领域中的躲避、逃逸和进军，促使一些学者成为当代著名的语言学家。他们对语言的结构、特性和功能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他们通过强调语言的转换、消解和辐射作用，假手解构语言的途径企图破除主流社会压抑人的体制和机制，对培育大众对不合理的现实的不满情绪和反叛意识，无疑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多重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的二重性 大体上可以从以下几种意义上，即作为历史观念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和作为审美意识和审美风格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界定、规范和理解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所包含的不同思想内涵。不管是作为历史观念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思维方式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还是作为审美意识和审美风格的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都带有相当明显的二重性。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历史观念的二重性。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企图打破机械的凝固的历史观念的同时，又企图消解社会理性和历史规律。实际上这是不可能的。尽管被称为解构主义大师的德里达宣布世界已经进入了一个“尽善尽美的虚无主义时代”，但连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人们所面对的外部对象领域中毕竟还存在着“不可解构的东西”。事实上，人们只有认识、掌握、驭控了客观规律，才能获得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相适应的真正的自由、幸福和解放。颠覆对事物的客观规律和理性逻辑的真理性的理解与运用，只能使人们的生态和改造世界的活动陷入盲目状态，不仅达不到预期的目的，甚至往往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和报复。因此，这种消解的意图和愿望只存在于某些后现代主义者的头脑里和思维中。一味反对所谓逻各斯中心主义和本质主义，都是出于对人们认知关系的理论概括的曲解和误读，不能因为存在着把逻各斯和本质绝对化的倾向，便去反对客观规律本身，蓄意把对世界的真实性关系一概转换成对世界的假定性、虚无性和隐喻性关系，这种企图表现出无奈的知识分子怯于正视现实的幻想，有违于“按客观规律办事”的原则，只能导致人们变革现实的伟大历史创造活动的挫折和失败，甚至酿成“乌托邦”的幻象和演出“瞎折腾”的闹剧。 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作为思维方式的二重性。这种社会文化思潮企图打破僵硬的刻板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的同时，又陷入了绝对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虚无主义和自由主义。客观事物存在和发展的复杂性决定了具有价值追求的认知主体的思维方式的复杂性。对象以及对象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多样性的、多层面的、多元化的、多维化的、多向度的、多极化的。只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不可能全面地准确地解释事物的存在和发展的状态和趋势。把复杂的事物、联系、运动和过程简单化，会忽略那些可能转换和上升为主要方面的因素，造成不应当产生的偏失和疏漏。然而世界上同样存在着性质和关系都比较单纯的事物。运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去解释矛盾双方鲜明对立的对象大体上仍然是适用的。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从总体上和原则上说，并没有也不会过时。多极思维和多向思维都可以理解为对立统一的辩证规律的拓展和放大。对立统一规律，可以引导思维主体关注对象世界中那些首要的、基本的、主导的东西，有利于人们掌握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有助于人们捕捉和认定那些具有始基性质和母元意义、贯穿、统摄于诸多联系之中的主道理、大道理、真道理和实道理。真理都是具体的。真理不但是有边界的，而且是有主次大小之分的。凡是真理性的认识都应当得到尊重，理应采取多元平等对话的态度相互补充和彼此深化。但不能把不同层面的真理无条件地均衡化，或混同起来。后现代主义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在发动和实施“解构运动”的过程中，一方面不加分析地反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另一方面又一味地反对事物的普遍性、共同性和统一性，不适度地强调事物的差异、矛盾、对立和冲突，实际上又成为二元对立和多极对立的实践者。后现代主义社会文化思潮宣扬一种绝对的相对主义、多元主义、自由主义、怀疑主义和虚无主义，可能会造成无是非论、是非的不分主次论、是非的不分轩轾论、是非的不分大小论。夏特莱在他的《理性史》中曾把理性分为“小理性”和“大理性”，认为在理性发展的过程中，“小理性”可能会被遗弃，而“大理性”则将永存，他坚信“人们不可能看到理性的死亡和哲学的死亡”，（注：夏特莱《理性史》第197、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宣称“伟大的形而上学依然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神话”。（注：夏特莱《理性史》第197、1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绝对的相对主义的思维方式，可能助长“小事聪明，大事糊涂”的思维模式，陷入每个人都非常自以为是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思维误区。这同样会消解和遮蔽观察事物的大视野和主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