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说 大众文化是一个人言言殊的东西。由于理论、方法、视角不同，斯道雷（John Storey）曾概括出大众文化的6种定义。从辞源学角度考虑，以下两种界说更值得注意：一说Mass Culture。它带有贬义，让我们对大众文化产生一种否定性的判断，即大众文化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被文化工业生产出来的标准化的文化产品，其中渗透着“宰制的意识形态”（dominant ideology），也是政治与商业联手对大众进行欺骗的工具。另一说为Popular Culture。在此层面上思考，大众文化则成了一个中性词，甚至有了某种褒义色彩，即大众文化来自于民间，与民众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甚至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普通民众所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为叙述方便，我们在此把Popular Culture叫做通俗文化，而把Mass Culture称为大众文化；其余部分则一般通称大众文化。 综述 尽管洛文塔尔（Leo Lowenthal，1900—1993）认为通俗文化已经有了许多个世纪的历史，它大概与人类的文明一样古老，但是，把通俗文化当作一个特殊的现象加以对待，一般是从16世纪的欧洲开始的。柏克（Peter Burke）认为，在近代欧洲（1500-1800），通俗文化最初被叫做“非官方文化”或“非精英文化”，它与手艺人和农夫所构成的社会群体关系密切。因此，谈论通俗文化不可能不涉及“普通民众”（ordinary people）。作为一个与“习得文化”（learned culture）相对应的专门概念，通俗文化出现于18世纪晚期，是由德国作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明确表达出来的。而实际上，通俗文化是被知识分子“发现”的产物。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厌恶（美学原因），也为了配合民族解放运动的进程（政治原因），知识分子发现了民众和他们的文化。（Burke：1981，216-17） 由此看来，通俗文化是和民众发生关系的一种文化，那么，这是不是就意味着通俗文化来自于民众，或者说它是被民众创造出来的呢？回答是否定的。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指出：“通俗文化不是靠民众识别而被他人鉴定的。”（Williams：237）柏克认为，早在工业革命之前，那些到了民众手中的通俗文化就是来自于外部，而不是他们自制的。（Burke：1981，218）洛文塔尔在考察了18世纪的英国文学之后发现，当时的通俗文化已经成了一种商品。由于阅读大众的出现和印刷出版业的兴盛，通俗小说成为文学的主要形式；通俗文学作家受雇于书商和出版商，成为雇佣劳动者；文学市场主要被书商和出版商运作，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写作的题材，也引导着消费大众的阅读趣味。因此，以通俗文学形式出现的通俗文化实际上是“具有市场导向的商品”。（Lowenthal：xii） 不过，尽管近代欧洲的通俗文化已经拥有了现代大众文化的诸多特征，但是它依然更多地与普通民众（也就是柏克所谓的手艺人和农夫）相依相偎。而普通民众的身份，他们所赖以生存的地理空间（乡村世界），他们与文化传统的天然联系等等，都对通俗文化构成了某种制衡，这时的通俗文化还不至于过分嚣张，甚至还有着一些没有完全被商业主义渗透的自然和素朴。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一种新型的文化形式——大众文化（Mass Culture）出现了。这种大众文化已经与原来的通俗文化完全脱钩，或者说，当通俗文化完全变成商业文化（即被商人掌控和利用，变成它们获取利润的工具）时，大众文化应运而生了。为了对这种大众文化进行形象的描述和说明，德国人特意发明了一个词——忌屎（kitsch）。（注：大陆学界一般把kitsch译作“媚俗”或“媚俗艺术”，此译法最早可能是在韩少功翻译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中出现的，笔者此处采用的是港台译法。）根据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鉴定，所谓忌屎，是一种流行的、商业性的文学艺术形式，它由杂志封面、插图、广告、落套的和庸俗的小说、连环画、流行歌曲、踢踏舞、好莱坞电影等构成。“忌屎是机械的或通过配方制作的。忌屎是一种替代性的经验和伪造的感觉。忌屎随时尚而变，但万变不离其宗。忌屎是我们这个时代生活中所有伪造物的缩影。除了消费者的钱，忌屎假装对它的消费者一无所求——甚至不图求他们的时间”。（Greenberg：102）而卡林内斯库（Matei Calinescu）则从美学的角度对忌屎做过如下解释：可以很方便地把忌屎“定义为说谎的特定美学形式。……它出现于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其时各种形式的美像服从供应与需求这一基本市场规律的任何其他商品一样，可以被社会性地传播。一旦它不再能精英主义地宣称自己具有独一无二性，一旦它的传播取决于金钱标准（或者在集权社会中是政治标准），‘美’就显得相当容易制造”。（卡林内斯库：246） 由此可见，当现代大众文化被定位成忌屎时，那里面已经蕴含了一种强烈的否定意味和贬义色彩。而更值得关注的是，现代大众文化的形成实际上是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欣赏趣味密切相关的。如前所述，近代通俗文化更多与普通民众发生关系，这意味着普通民众是通俗文化的主要消费者。然而，当通俗文化演变成忌屎之后，它也就从乡村完全进入了城市，其消费群体则由普通民众变成了城市里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放弃了清教教义和新教伦理之后，以“娱乐道德观”（fun morality）代替了“行善道德观”（goodness morality），于是享乐主义成为中产阶级的生活信条。“文化不再与如何工作，如何取得成就有关，它关心的是如何花钱、如何享乐”。（贝尔：118）忌屎迎合了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它的浮浅与便宜的基本特征意味着这样一个事实：这是一种适合于中产阶级生活节奏的、不需要花费太多时间和金钱却能够从中获取娱乐的艺术样式，而这种艺术样式又培育了中产阶级的欣赏趣味。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格罗斯（David Gross）在评论洛文塔尔的大众文化观时才指出：“大众文化已变成中产阶级文化，反之亦然。”（Gross：127）
